在当代文人画传统的承传体系中，吴悦石先生及其创作的确是一座不可绕过的重镇。无论就其笔墨意象，还是所谓的精神气格而言，吴先生在阐扬前人的同时，又更多地具有了属于自己个性范畴中的创造与发明。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当下传统文人绘画领域执牛耳者的重要缘由。

　　吴先生于中国画，举凡山水、花鸟、人物诸科皆有建树，其中又尤以花鸟用功最勤、入门最早。当然这也与传统文人画蒙启的独特步骤和习惯相关。而且直到今天吴先生仍然坚持认为学习传统的中国画应从梅兰竹菊入手才更为便捷和得体。在他看来，所谓的“四君子”最能表现笔墨的意象和气格，对于线条质感的提升与如法的铺排，在此皆能得到完美的历练，这是成就一位纯正中国画画家的必由门径。因此，我们愿以花鸟为例，于此再一次走进吴悦石先生的绘画及其多彩的精神世界。

　　文人画传统的孕育，是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后而渐至完善的。尤其是在宋元之际，伴随着文学的自觉与启蒙，文人士子在“外师造化”的同时，深刻地发现了本真的自我，即所谓的“中得心源”，也就是说在与大自然深切的遇合中，启发了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经验和精神感受。于是，广大文人士子纷纷拿起笔，以诗意的情怀和心灵的瞩望去表现他们所感知的生活与自然。当然，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带有主观与先验色彩的心理动机，与那种客观再现生活的院画是大相径庭的。这也是文人画传统由来已久所形成的重要审美核心价值所在。

　　大写意花鸟的真正勃兴和自觉，应以明代的陈淳和徐渭为代表。二人都是书家，尤其是擅长草书的徐渭，更是将草书的用笔及其挥洒的气度运用到了花鸟画之中。他突破了宋元文人画家凭选取特殊题材借以表现某些约定俗成的理性认识之局限，开创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崭新的绘画局面。之后的八大与石涛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郑燮、李，皆能将个人的身世际遇寄情于花鸟之中。在丰富了花鸟绘画表现形式的同时，更赋予了花鸟绘画以更加深刻的文化征候。稍晚的吴昌硕与齐白石，如并峙的两座高峰，他们分别又将大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用笔间峥嵘的金石之气，选材中的大俗大雅等正是两位天才巨擘于大写意花鸟画的贡献所在。

　　吴悦石先生的大写意花鸟，正是依循乃师王铸九而渐至入此堂奥的。

　　纵观吴先生的大写意花鸟绘画，可谓是融汇了诸家之所长，徐渭的放旷、八大的诡谲、石涛的简远、缶翁的清亢、白石的从容与自在，这些皆能在先生的笔下找到依稀的迹痕。但难得的是先生能够化笔实为境界，得妙有于真空。无论是其笔下的“四君子”，还是墨荷、花卉以及禽羽翎毛之属，他都能取诸家之法，最终以己意出之，举一反三，他移此用，这是吴悦石先生花鸟作品中大可铃铃其声的动人之处。

　　先生的墨荷，笔墨氤氲间夹杂着生涩亢亮之气，婀娜与刚健中营造出一片洁净与清凉的境界。较之缶翁与白石，更加彰显了笔情与墨趣。而且在线的铺排与错落间，更强化了审美的主观性，从视觉经验的意义上看，具有了强烈的现代因素和时代感，这是先生自己也不曾意料到的。先生所画的鹤与鸡，用笔用色皆力求简赅，寥寥数笔，神情俱见，且气质清刚泰若、绝无委琐忸怩之态，宛若先生笔下的高士。其实，这也正如先生一贯主张和强调的：一个优秀的文人画家，其笔下一定要有一种凛然的清刚之气、敦厚的儒雅之气。反之，就是一定不要带有哗众的市俗气和江湖气。先生如是说的同时，也在其作品中充分地践行着这一优良的传统。

　　文人画传统的精髓，简言之，是以笔墨的质素来再现文人画家的心襟气象和人格品质。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文人画家，在修炼笔墨的同时，又要加强心灵境界的修养。笔墨与心灵又相互滋养，两者异质同构。对这一点，吴先生是一贯坚持且常告诫弟子的重要话题。如在其《快意斋论画》中说：“古之学者在内心处下功夫，今之学者在门面处下功夫”。其实，这不仅是道出了当下画坛的时弊，而且也为真正热衷文人画的后学，提供了一条走进传统的坦途。总之，在吴先生看来，人格气质与笔墨境界不可以分割开来，二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山水如是、人物如是，花鸟亦如是，这是中国绘画所呈现出的独特的文化视野和审美特性。

　　合诗书为三昧，与花鸟作四邻。

　　花与鸟的世界，是大自然赐予人生的一道美丽风景。花鸟画是画家对自然与心灵世界的深情咏叹。从此意义上说，吴悦石先生的大写意花鸟作品更如一位智者的歌吟，它有板有眼，从容淡定，意味深长……

作者：王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