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的大规模引进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不过百余年，其中的主流是写实绘画。

　　当西方艺术“向东转”，走向“表现”、“抽象”之时，我们这个“写意”艺术大国却开始推崇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

　　奇怪吗?其实个中仍有规律可寻。中国古典艺术虽不重形似，推崇写意，但是终极评判标准仍在“似与不似之间”，而且“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可见古人对“不似”取更严苛的批评态度。因此，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令中国现代艺术家普通接受西方古典现实主义艺术样式外，不可否认，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其实还是远离“抽象”、“色块表现”等现代派的理路，而更亲近于西方写实体系的。

　　因此，抛开具体派别不同，甚至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大画家，比如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以我们今天的目光看，都几乎有一种“中国元素”在支配着他们，其作品也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中国气派”。比如徐悲鸿，油画中既有《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这样与儒家文艺教化观紧密相联的“用世之作”，也有《月夜》那样凸显东方美学婉约朦胧美的作品，再比如林风眠笔下的鹤与中国文人画孤逸清高传统的承继，刘海粟油画笔触与中国笔墨精神颇有关联。

　　可见油画自传入中国后，即使是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上半叶，先驱者们已开始对油画的“中国元素”作了大量的探索，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之际，艺术家们对“中国气派”的追求当然会更加自觉，也更加强烈。

　　限于学识，我无法驾驭这么一个庞大的话题，只想以自己的创作体会来谈谈对“中国元素”的认识。

　　首先，我还是强调油画毕竟是油画，它之所以深受中国现代艺术家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在于其色彩鲜艳强烈，层次饱满丰富、刻划细腻逼真，或许也与中国画元明以后淡化了对写实色彩的追求，而过于追求“逸笔草草”、“文人墨戏”因而也形成了某种局限有关。所以做为一个油画家，首先要把西方写实油画的精髓学到家，把色彩和造型的功底打扎实。这也是我的作品立足于写实油画传统的原因，非如此，不足以传达出海南热带植物的形体美、色彩美。

　　其次则是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意象”追求的影响，中国花鸟画“折枝法”的影响。从构图上讲，我基本不画全景，而是像中国花鸟画家那样选取“一角”，以“特写”的方式凸显描绘对象，使其格外突出、醒目，同时，我也像中国画一样追求相对主观的色彩。比如我的《蝎美蕉》，植物本身并不是鲜艳的红色，可是以红色为主调，这样可以更加突出蝎美蕉的娇艳清新，热情奔放。《绿色乐章》创意来源于我对大自然生命意识的理解，通过对绿色植物叶片近距离的特写，并注入某种意象化的光色构成，使原本实写的植物生态进入主观表现的灵魂，构成大自然绿色生命和画面效果的音符。体现我对阳光植物色彩独创性的理解。

　　最后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回归，比如“天人合一”，比如“刚健乐观”，比如“生生不息”，再比如“中和之美”。曾有人拿我作品中的《野菠萝》与凡高的《向日葵》作比较，同样是阳光下生气勃勃的植物，但凡高刻划的是一种宗教热诚，有一种火焰般的燃烧，而我则是一种东方人对生命活力的景仰崇拜，阳光热烈同时也温暖怡人。这显然是一种东方哲学既积极向上却又不张扬极端，既热诚同时也柔和的独特情怀。

　　油画中的“中国元素”，可供发掘的仍有太多太多。

　　此文发表在2010年 《新海岸》杂志

作者：周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