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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荡心志 发泄幽情

  在当代,吴悦石先生是以其大写意绘画为世人所共识的。几十年里,先生在花鸟、山水、人物等诸多领域皆有自己的创见与发想。尤其在绘画中所映现出的那种正大和平与清微淡远的人生气象与襟怀,正契合了中国文化精神深层的气质与核心。盖缘于此,吴悦石先生被认为是当代绝无仅有的薪传文人画道统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先生绘画的研究与介绍文字近年以来多有见诸媒体报端,并已然形成了诸多的共识。但就其书法的研究与关注却略显寂寥。其实,对一位优秀的中国画画家而言,其绘画的品质多与书法的修养攸关。因此,以书论画或可起到“见微知著”的特殊功效,这或许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一位画家的笔墨历程是大有裨益的。

  有鉴于此,我们来谈一下吴悦石先生的书法。

  众所周知,吴悦石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便有幸拜识王铸九、董寿平先生,执弟子礼。王先生早年从吴昌硕问艺,后又北上拜白石老人为师,就文人画的道统诗、书、画、印而言,有机会亲炙大师,惜英年早逝。所幸吴先生服侍恩师有年,砚边灯下,问艺于平常间。据先生回忆,习画之初,老师便是从习字入手,举凡唐楷魏碑、篆籀八分,皆为日课。大体是从那时起,少年的先生便以临池为乐,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并且始终坚信对于一位画家而言,书法的修养是前提和最重要的门径。这也正是吴先生在其几十年的丹青生涯中临池不辍的原因所在。

  宋元以降所渐次形成的文人画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书法在绘画中的介入。从形式意义上的诗题及款识,到书写意趣于描形状物中的表达,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绘画表现力的同时,更为文人画传统的形成与完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是书法于文人画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由。因此,历来的文人画家极重书法的修养,在点画使转的磨砺中,不仅强化了笔墨的技巧,同时,书法中那种“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的审美意向,又赋予了绘画以最基本的品质。所以一如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徐渭、陈淳等,这些文人画的标志性人物,又都是一代的书法大家。吴昌硕、齐白石更是开辟了以篆籀金石入画的先河,并拓展了书画融会贯通的崭新视野,推进了文人画的发展与蓬勃。

  吴悦石先生正是在乃师的严慈与呵护中,从踏实的临池生涯中,问得书画的消息,并为他日后艺术的大成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吴悦石先生对自己的书法从不多谈。更不掠“书家”之誉。几十年中,临池习书,虽为日课,也仅作为养性修身、涵和笔墨的一种修为。以致于把它当作探索笔墨情趣、开拓作品意境的一种手段。所以先生从不炫耀书技,尤其反对那种“朝学执笔,夕已勒石”的以书法为“一役之劳”的所谓“书家”。平日里,先生除日课外,不轻易书写。有索字者,也是应缘方便之题、书跋或者为友人弟子书写斋堂名号。可以说,先生之书迹,大都属于那种“凡有事可记者”(欧阳修语)的“偶然一书”。所以在先生的笔下,精神气象与笔墨情调,总是出乎常人之意料。其流露出的清新与出尘之趣,令人回味无穷。

  在中国文化中,书法的主要传承者并非通常意义上所称的“书法家”,而是以中国文人为主体的历代文化精英们,这也是书法也被称作“书道”的缘由。在传统时代里,“志于道”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理想。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据于德”、“依于仁”之外,还有“游于艺”的践行与体证。书法,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在应用与审美的交汇间,成为了文化精英阶层的一种雅趣。晴窗中的消日,喜怒窘穷时的寄怀,更有以“载道”为己任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这些都可“以书尽发之”。千百年来,正是在历史潮汐的起落间,中国书法渐至形成了它一以贯之的人文理想和美学意象,那就是:崇尚冲和大雅而黜除炎闹俗态,关注性灵之涵养与自足而非关技艺与悦目。书写中的遣兴,使转中的行藏,有意无意间的生机,虚空与真实的妙用等,这些都是书法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书之妙道”的重要表征。

  近世以来,“书道”衰而“书法”盛,一种崇尚“技艺观”的所谓“书法艺术”替代了“冲和大雅”的书道宗旨,每念及此,总有一些不便道出的悲凉。其实,这也正是今天的“书法”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吴先生的书学思想,正是奠定在这种“冲和大雅”的基础之上。他主张向自然学习,向先贤学习,在日上的尘氛中,在心灵中找寻自性的那派天机。先生曾说:“古之学者在内心处下功夫,今之学者在门面处下功夫。人人尽知,奈何!何止门面,嘴巴功夫又何其了得!”(《快意斋论画》)

  这是先生就当下的人世图景以及书画所发出的浩叹。学问如是,绘画如是,书法亦如是!

  然而先生又从来都是告诫学生们,少发愤世嫉俗的牢骚,多做脚踏实地的功夫!这就是先生一贯葆有的人生境界和悲悯的淑世情怀。

  正如吴先生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一直在内心处下功夫,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里,将传承道统为己任的同时,更以他非凡的创造,开拓了一种更具时代感的艺术风貌。对于其绘画,这里我们先不论,单就其书法而言,我们说,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同时,它更是源自于心灵。

  就吴先生的书法而言,我们很难像面对其他书家那样明了地状括出其风格的渊源与走向。这是因为对于书法而言,先生一直将其视为“余事”,是“练笔”而已。对于书法的思考,也仅限于论画时的涉及,这是先生的谦逊,但这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先生的书法搁置了一个小小的阻碍。更多的还要靠我们主观的感受和直觉的把握去了解先生书法的大体情形。

  就风格与传承来看,先生的书法似乎受黄山谷以及明人的影响较大,跌宕起伏的笔势、散淡飘洒的态度,这些具有时代精神意韵的气质与风范,奠定了先生书法的最初格局。

  就整体而言,吴先生书法以行草擅场。举凡题耑、信札、条幅、扇面等,行草书多见。这当然是与先生个人的性情攸关,也与其画擅大写意有些渊源!

  先生的书写也很难界定在一种风格范畴之中,更多的是“任笔为体”的随缘与自在。就其用笔而言,先生是行家里手,含蓄蕴致,收放自如。这可能与他在绘画中极重用笔不无关系。先生尝谓:“习中国画,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首重练笔。有笔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所谓气贯神随,势从笔出,故练笔乃至关重要之法……笔道关乎作画之生命……”(《快意斋论画》)在书写中,先生也正如他自己所言,有笔有势,以势带笔,以笔就势。这是其书写格调高雅、不落俗套的重要特征。

  先生的书写,结体自然、生动,且常有意外之奇。这不是故意的设计和经营,而是心性放达不拘于物的客观映现。字的结体一如自然中的森罗万象,曲直方圆各得其所,它表达的正是大自然的规律,即所谓的“天性”。而人的书写,也正是在遵循人的“天性”的基础上“随行就势”、一任心手的。这里不见摆布与矫饰,只有水流云散般的自然与映带。观先生书法的字里行间,你就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之中,奇奇怪怪、率性挥洒、谨严拘束,巷陌寻常间的各种意象,在他的笔下都是那样的鲜活和饱满。总之,先生的书法正是其内心世界的客观再现。那些洁净的线条与自在的体式所反映的,其实是一颗洁净的、无染的心。

  先生题署多为大字。大字易造作,但观先生所题,从来都是任情恣性,笔画间的起承转合处莫不自如,腾挪雀跃间无不得心应手。在遵循笔性、随顺因缘的从容里,又常见天趣,这是先生作为大书家的重要标志。

  先生常以小羊毫书信笺,“有事可记”时的应用与自在的书写间,流落出一种温文尔雅的人生气度。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仿佛在讲述一个长长的故事,冗长间总有起伏,平淡里时见惊艳。这体现了先生作为书家“随物化形”的智慧和心性的圆融。

  更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作为画家,他的题画书迹,更是饶有特色。或长题或穷款,皆是率性而为,但又是那样的浑然一体。“惜墨如金”、“不余不欠”,不仅是先生绘画用笔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先生题画的一贯原则。笔简意赅,不落言筌,充分体现了他驾驭笔墨中情与理的真本领。

  总而言之我们说,吴悦石先生虽不以书家自誉,这或许是因为他的谦逊,抑或是他内心真实的道白,但这都不能掩盖先生对于书道传统的深谙与体悟,从这方面说来,先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书家。

  明代的徐上瀛在他的《溪山琴况》中说:“大音希声,古调难复,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为是技也,期愈久而愈失其传矣。”这是徐氏就古琴的一段精辟的表述。在此,我们也可以将其比况当下的书法,“若以为是技也,期愈久而愈失其传矣”。

  所幸的是,我们在吴悦石先生“清幽淡远”的书法风尚中,又看到了这种“久失其传”的“大音”与“古调”。

作者:王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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