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社会纪实与报道摄影

　　以前，只要想到三十年代便想到沙龙摄影，而社会纪实与报道摄影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所以当我第一次在阮义忠先生的《摄影家》杂志上看到方大增图片时真是无比的激动与感慨。因为在此之前，总有一个疑问盘旋于心际不能消散：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之前，除了沙龙摄影之外，中国有哪些关注社会生活报道的摄影家，他们的图片在哪儿?

　　当方大增终于像一颗流星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时，我们曾经深深地为中国没有西方影像的那种文化活力而具有的遗憾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但是，由于我们看到的方大增图片非常有限(除了阮义忠专集之外，其它几千张至今还没面世)，仅凭这些有限的资料，我们还是无法弄清一个50多年前的中国记者何以能够如此敏锐地把握了影像这种西方的视觉方式，并自觉地运用照相机记录了他所面对的生活?我们只能把方大增称之为天才的中国摄影家以表示我们的惊喜。

　　再看到庄学本照片时，庄学本带给我的已不仅是以上的疑惑了，庄学本的工作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受过什么样的影响?他所身处的时代把图像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考证手段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他与方大增的影像是不是典型地体现了三十年代的影像特点、文化心态、审美趣味?在那个时代，中国摄影究竟是一种怎样面貌?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方大增、庄学本、沙飞(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看到沙飞参加革命前零碎的影展影印图)放在一起来看呢?这三位摄影家的作品是不是基本能够形成一条三十年代摄影的水平线，提供令我们揣摸和研究的踪迹与线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从他们的图像中我们是能够看到一种共同的对社会生活关注的目光，看到一代摄影家年青的理想与信念，看到他们在图像中所体现出的敏感与活力，看到那个时代整体的图像水准，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不同的工作方式。

　　但是，最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在世界上声名卓著的记者王小亭的图片(除了他的那张“被日军轰炸的上海火车站”之外)，还不知道更多的摄影家的存在和大量的图像。我们还不能切实地对这个时期的摄影状况进行判断。但是，凭借目前我们所能看到图片以及《良友》画报，我们还是能够大概了解中国的社会纪实与报道摄影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世界摄影的差距至少还不像1980年代初期之前那么大。甚至，说不定三十年代的摄影也与三十年代的文学、美术、音乐、电影一样，同样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灿烂的文化风景。

　　那么这种水平又是怎样形成的?至今我还没有直接从当时的文本中看到对我们所孰知的西方摄影家的介绍，也没有在当时的艺术摄影杂志中发现有关摄影理论及摄影史论的文章。杂志刊登的文章几乎全是关于摄影技术方面的。但是，《良友》画报中英文双语并用的图片说明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信息，它至少告诉了我们，在那个年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畅通，尽管那时候的通讯还不够发达。

　　而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则应该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相关。方大增、庄学本与参加革命前的沙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的普通民众，都几乎是本能地对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限有资料告诉我们，他们三人都是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生命轨迹其实正好从不同的向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信念与理想：方大增消失在战场上，沙飞参加了革命队伍，而庄学本则立志于边疆民族考察。

　　庄学本的双重价值

　　庄学本的图片是其中最具有艺术与人类学双重价值的。

　　当初对庄学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早年出版的《少数民族摄影作品选》中的肖像。因为对那些肖像的记忆，才会在2001年的时候翻开了民族画报资料室那一本本发黄的小册子。而今我有机会看到他数千张照片时，最震撼我的仍然是肖像。搜寻记忆，似乎还没有哪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的这些作品一样对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动。我想即使就仅凭这些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

　　那一张张面孔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只要凝视就会被深深地打动，哪怕目光只是匆匆掠过，你都无法不驻足停留。我们被触动的是内心的柔软之处而不仅仅是眼球。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而独自存在的?

　　肖像是摄影中最具有检验力也是最有难度的摄影方式，那些面孔总能让人窥破一个摄影者与被摄影者的关系、摄影者的心理与姿态。肖像其实是横隔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堵高墙，要跨越表面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没有长时间的交往，没有敏锐的体察与感悟，没有一种从心而发的情感恐怕是做不到的。拍摄肖像实际是一种相互的感应、触发与开启。

　　对于庄学本在艺术上的造诣我想与天赋有关。而令我感兴趣另一面则是他的工作方式。庄学本似乎在掌握了照相技术之后，便一直坚持社会考察的摄影方式。

　　从庄学本的儿子庄文骏于1981年9月写的一份“庄学本传略”中，我们得知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郊区农村，在十五岁的时候从浦东乡下到了上海，十六岁开始做练习生和职员。决定他这一生的行为是：1930年春二十一时“参加了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文艺、教育界知名人士。”虽然这次行动因时局不稳，到了北京之后而未能如愿，但是行程中的见识和经历，对于他的影响是重大的，也许是根本性的。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到：“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报效祖国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理想与愿望。而边地富于冒险而神秘的想象，对于一个城市青年的吸引力应该是巨大的。我们从方大增不多的作品中不也看到了蒙古牧民和藏族喇嘛。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双重因素，形成了庄学本一生的摄影方式。

　　庄学本有幸生在中国文化繁荣的时期，文化环境对他摄影的影响应该是直接的。从资料上看，1930年代的中国曾经是中国报刊的繁荣时期，不但出现了许多以图为主的画报，还出现过报纸图画周刊热。其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杂志当首推1926年在上海创刊的《良友》画报。《良友》早于著名的美国《生活》周刊十年，在它创刊二年后，世界上凡有侨胞旅居之地，皆能读到《良友》画报。

　　1932年9月15日，上海各大报刊登出了一则新闻，大字标题是：“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今日出发。蔡元培先生曾就此举写文章称赞：海禁大开以后，各国的学者到内地探险考察的，不胜计数……我国人士对此，尚无自动的组织，可称遗憾。良友公司自创刊《良友》画报以来，以图画之力，介绍我国的国情风俗于海内外;成绩昭著，久为识者所钦佩。现在又组织摄影旅行队，将遍全国，采取壮丽的山川，醇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佐证，其目的远大，实堪称赞。”(《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马国亮著，三联出版社出版)

　　《良友》画报几乎每期都有人文地理专栏，在它的出版历史上，唯一一本专辑就是1940年9月号由特邀记者庄学本拍摄和撰写的“新西康专号”。而在此之前，庄学本就已经做过几个专题了。据庄文骏先生说，他父亲在边地拍摄的经济来源一部份就是《良友》画报的稿酬。《良友》不仅影响了庄学本的工作方式，也成为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三十年代的报刊的繁荣，一定也带来了图片环境的繁荣。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只看到了庄学本的部份图片，而当时服务于媒体的摄影者和《良友》画报图片库的那几万图片却不知何处?!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拍摄性质决定工作方式，庄学本没有像我们现在一些以社会考察方式工作的摄影师那样走过一条从艺术创作到社会工作者的之路。摄影于他，自然、直接、朴素地就是一种纪录。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的纪录。难得的是他的考察对象不仅有平民，还有统治阶层和贵族，他的目光不仅涉及当地人们的生活形态婚丧嫁取，还涉及税收制度与教育。他不是猎奇者，而是一个态度严谨，工作深入的考察者。他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侵入者，他努力地溶入当地人的生活，在情感上走近他们，从精神层面认识他们。庄学本在他的《十年西行记》里这样写到：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为大谬”。正因为如此，他的图片与西方考察者所拍的图片才体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根本差异。在西方摄影者的影像中，这些边地的人们几乎千篇一律的目光呆滞，表情木讷，衣服破烂不堪，实属“野番”。庄学本的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一种优雅、美丽与尊严，无论贫与富。应该说，庄学本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另外庄学本的工作成果也不只是图像的，还有文字的。他因故滞留川藏十年中，采集了流传于康藏民间故事、神话等近三百篇。他还在出版了《西康彝族调查报告》、《羌戎考察记》等。在《良友》画报的专辑里，他对西康省从政治、军事、教育、交通、自然资源、地貌、民族、宗教、婚丧习俗、民间艺术、劳作方式、农作物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实际上庄学本的这些工作成果已经超越了摄影家的工作范围，对于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摄影者来说，这样的工作实属不易。

　　通过庄学本的图像，我想到我们在中国摄影史研究中一个空白：图像在社会考察中的作用。这个地带一直是我们视野中的“白地”，而这个地带也许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等待我们发掘。

　　今天当我们得以面对这个远离我们而去的摄影大师，有许多值得深入调查和寻找的东西，也有许多许多的遗憾。我们将怎样认识和评价庄学本?我们将从庄学本、方大增、沙飞的摄影对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摄影史进行怎样的追寻?发现一个封尘的人物也许偶然，但是，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光亮应该成为烛照黑暗的指引。也许，被遮敝和遗忘的摄影家还有人在，也许，在那些逝去的年代里，中国的纪实摄影水准并不太多地弱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也许，对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纪实摄影我们应该重新进行全面的整理和认识，也许，中国摄影史还有许多的空白……

　　2005年10月9日于怀柔　

作者：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