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时传闻奥运会开幕式上要唱秦腔。但当记者问起否真有此事时，传闻的主角王新仓却表示这个消息无法证实。而正是这个传闻，使我们对陌生的秦腔产生了兴趣。

　　许多人都在猜想，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自然会非常地中国化。在网络上，人们除了对奥运点火仪式发出千奇百怪、异想天开的猜测之外，演什么舞，唱什么曲也在争论之列。外国人当然已经很熟悉中国的国剧Peking Opera了。考究细腻、唱白清晰、且已经十分现代化（至少能与交响乐融合）的中国京剧，如果真的出现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那也就太没有悬念和惊奇了。斯文优雅的昆曲咿咿呀呀，唱得甚是缠绵悱恻，却也十分雅致，近年来大大改良的《游园惊梦》竟然十分吸引当代青年，在北京的票房一直居高不下；即使黄梅戏，因为近似民族唱法的流行歌曲，似乎也拥有更广泛的受众，人人都会“夫妻双双把家还”。但作为京剧鼻祖之一的秦腔（研究者称，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配器和唱腔似乎永远那么单调、缺乏雕琢和立体感，除了一阵阵锣鼓梆子的喧嚣，就是撕心裂肺的吼叫。这种外地人听起来十分粗野的抒情，确实难以被大江南北广泛接受。在陕西，群众把秦腔演唱叫“吼秦腔”，这个长期停留在“变徵之音”“击节而歌”状态的地方戏，有什么理由登上奥运这样的大雅之堂？

　　不过，陕西人张艺谋听到秦腔时的感受或许和大家不太一样。关于秦腔要上奥运会的猜测，正是因为张艺谋。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秦腔的使用已经屡见不鲜。而传闻中，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已经与秦腔名角王新仓接触过了。陕西人都知道，王新仓的嗓音在秦腔艺术圈里是出了名的，他可以唱到3个高音HI-D。为此，我们专门前往西安采访，但当我们问起北京奥运会是否真的有秦腔出演时，他的脸颊浮现出俊小生的笑容，连连说：“不一定，秦腔只是个地方戏，难。如果是那就太好了，秦腔可以发扬光大了。”

　　其实，很早以前，一些前卫的当代艺术家在秦腔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摇滚感觉。在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唐朝”乐队以及郑钧近年来的摇滚歌曲中，都不难听出秦腔的味道。电视剧《“12·1”枪杀大案》中的秦腔音乐“枪响了，出事了，忙活了——”更是红极一时，被大众广泛传唱和引用。这几年，关中题材在荧屏上很流行，不时闪现一些秦腔片段；贾平凹《秦腔》的畅销，也让更多的人对秦腔有所耳闻，秦腔似乎有了一些全国范围的“舆论基础”。被“篡改”的秦腔正以另一种方式在当代艺术中“串味”。

采样和拼贴：

当代艺术中的秦腔

　　2008年5月。西安。这座正在实现其勃勃野心的西部都市，其核心城区至今依然被青灰色的古老城池所包围。人们或许会设想，在西安，你的耳朵里会充满雄劲激越的秦腔，鼻子里全是羊肉泡馍的味道。而现实是，羊肉泡馍依然飘荡在一些旧街区，秦腔却并没有像古城墙和仿古建筑那样被陈列在大街上，在车水马龙的喧嚣和店铺商场里流行音乐的轰鸣中，秦腔让位了，隐藏了，消失了。

　　学者们将秦腔的历史追溯到《诗经》时代，而秦帝国使秦声为天下所共赏。唐代梨园乐师、陕西民间艺人李龟年作《秦王破阵乐》，叫秦王腔，简称“秦腔”，其音乐个性属于典型的黄钟大吕。明朝嘉靖年间逐渐成熟的秦腔戏曲被称为西秦梆子。乾隆年间，秦腔名角魏长生入京，一时名动京城，这是近代秦腔的辉煌起点。

　　西安城曾经充满了秦腔。在市井社会繁荣的晚清，秦腔成为西安城文化娱乐消费的主流。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王志直先生告诉我们：“一直到清末民初，秦腔都有着很大的市场。辛亥革命前后，易俗社、三意社、集义社、尚友社等秦腔剧社先后成立，成为当时西安城最上座的班社之一，并名角涌现。但剧社大多自谋出路，生存艰难。政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剧团入不敷出。剧团每到一处，都得招待地方士绅和地痞流氓、兵痞看白戏，否则很难立足。当时一些演技不错的有影响的演员多有吸食毒品的恶习，动不动就向剧团额外要钱。一个收入有限的近百人的剧团要维持生计，就极度困难了。”

　　解放后，这种状况一度被彻底改变。

　　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剧团开始纷纷倒闭，秦腔基本上退出了城市主流文化舞台。目前，西安市出现的秦腔茶社似乎是一种被动的产物，成了许多失意演员的谋生之地。这些茶社大都场地设备十分简陋，跑场艺人们每晚奔波于各茶社间，唱完后观众往台上扔一条缎子被面“披红”或献花，“披红”一次观众付10元钱，演员能得到5元，另外5元归茶社。为了多“披红”，演员们为客人添茶倒水、点烟敬酒套近乎，一些演员甚至跟客人打情骂俏。“没戏时，也要照顾这些‘老板’，感觉还不如娱乐场所的服务生。”即使这样，西安鲁家村某茶社一位高姓女演员还是很看得开：“我觉得茶社挺好的，它救了很大一批人。我们剧团不景气后，我也努力想进入市剧团，但没有实现。唱茶社毕竟改善了我的生活。”

　　电视改变了秦腔的命运。目前在秦腔地域，电视台都会定期播放秦腔戏，对于戏迷来说，这种欣赏方式还是不错的。陕西电视台的“秦之声”，十几年来一直有着很好的收视率，电视台经常牵头组织户外广场的演出活动，似乎使秦腔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往日的热火，近年来出现的电视擂台赛，似乎也在助长秦腔的人气。

　　电视改变秦腔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注入了秦腔元素的电视剧的播出。

　　“枪响了，出事了，忙活了”

　　该曲的演唱者白江波是国家一级演员，为电影《五魁》、电视剧《大秦腔》、《“12·1”枪杀大案》、《黑白大搏斗》、《关中匪事》、《关中男人》音乐中秦腔部分配音。谈起红极一时的“枪响了”，白江波认为主要得益于“这支秦腔里融合了摇滚的配器，结合了最古老与最现代的音乐元素”。白江波对我们说：“秦腔本身是具有爆发式的，带有暴风骤雨般的冲击力，配合同样具有爆发力的摇滚乐，给观众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白江波认为，影视作品中的秦腔对作品起到了“点魂提神”的作用。“如果一部影视作品选择了秦腔，那么这部影视作品一般都与厚重而大气的西部有关。通过秦腔，观众可以清晰地感知故事发生的历史与地域环境，更能体验到其所带来的苍凉而博大的独特感受，这些感受配合到剧情中，会起到画面和语言所难以达到的冲击力。”白江波认为，秦腔为影视作品增色不少，而影视剧将秦腔带入了全新的探索领域，同样功不可没。他说：“秦腔与电视电影这类现代表现形式结合，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时代的变迁使舞台观赏不再是享受艺术的主要渠道了。新的强势媒体吸引了受众，这使秦腔必须正视自己的观众流向，选择更多的现代传播渠道。”

　　但白江波认为目前秦腔与影视的合作只能是最初级的，“现在秦腔与影视合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点缀性的，秦腔通过主题曲、配曲等方式在电视、电影中现身；另一种是创作者将舞台秦腔搬上电影或电视这类媒介。但这两种结合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如何让秦腔成为某部影视作品真正意义上的主角，秦腔与影视作品最完美的结合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依然有待探索，秦腔不能仅靠影视作品中的配角身份求得发展。”

　　对于秦地人来说，某些灵魂中深刻的精神情感内涵，必须通过秦腔才能表达出来。由此我们就不再难理解，包括张艺谋在内的陕西人为何热衷于把秦腔元素注入自己的创作中。张艺谋在《活着》、《秋菊打官司》等乡土题材的电影中大量使用关中戏曲的场景或唱腔。

　　从西方流入中国的当艺术，也往往有本土化过程中精神情感内涵的表达以及艺术身份的焦虑，秦腔作为一种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和显著的符号元素，也许可以缓解这种创作焦虑。熟悉唐朝乐队的人，一定还记得丁武在歌曲中的秦腔念白。在新作《长安长安》中，郑钧不但在歌曲起首加注了“他大舅他二舅”，且在歌中唱到：“一路西行一路唱，唱尽了心中的悲凉，吼一声秦腔，你热泪盈眶。”

　　近年，西安一个摇滚乐队干脆取名秦腔中“黑撒”，学名“花脸”。“黑撒”乐队显然从秦腔“黑头”的刚烈激越中找到了表达途径。做了十年音乐的、留着光头的该乐队主唱王大治，与另一个很斯文的戴着眼镜的主唱曹石，在2006年终于找到了新的音乐表达方式——在现代摇滚的配器中用陕西方言歌唱，结果赢得本土听众的热捧，他们正打算用摇滚唱出秦腔。对于秦地之外的艺术家来说，某些艺术创作似乎只需要秦腔作为一种烘托。2006年的话剧《白鹿原》，请华阴老腔艺人来完成本剧的音乐，老腔因此在更大的范围走红。但离开本土后的秦腔更像一种新奇的风景。

　　虽然秦腔的耗散性结构包容性很强，但在全球新文化面前，它的吸纳似乎也显得无力。在这个破坏、瓦解、杂糅、拼贴的多元时代，都市里的秦腔正在隐身变异，正在被打碎，抛向世界，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现代文化娱乐中反射、发光。

　　艺术家们并不愿意放弃年轻人群。一位参与《迟开的玫瑰》演出的女演员对我们说，“目前都市受众对传统秦腔的接受度不高，但融入歌剧、舞剧等元素改编的新秦腔，如《迟开的玫瑰》，演出后的轰动效应证明，依然是能够被城市观众所接受和认可的。秦腔必须为自己的生存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秦腔还乡：

最后的乡土叙事

　　对于秦腔生存艰难的现状，白江波表示认同，但他认为秦腔并不缺乏观众基础，“我们曾经去陕北演出，要在当地一个广场演出好几天，百姓拿着干粮带着铺盖卷来听戏，听完就睡在广场上，害怕第二天被别人占了位置。传统戏曲在现代依然有生命力，因为每一种地方戏，都是当地百姓情感表达方式、精神文化需求的传承，秦腔也一样。”

　　原味的秦腔应该还乡，寻找它依然守望在乡土的受众？

　　2008年2月12日，正月初六，我们来到陕西凤翔县，一场薄薄的小雪刚纷纷降下，大街上踩踏脏了的雪与泥泞中，机动车辆来回奔突一片嘈杂，臃肿的行人拎着大包小包开始了年节后的走亲串友，男人们深蓝黄褐，女人和孩子花花绿绿。

　　凤翔是秦人的老窝，此地在古名雍州，秦穆公时为雍都。在凤翔县，得知县秦剧团已经前往三龙村演出后，我们又赶往三龙村。三龙村举行“捐资建学大会”，邀请县秦剧团助兴，当天下午，演职人员们顶着寒风来到村里。在新建的小学尚未完工的教室里，演员们依次在铺着麦草的地上排开自己带来的铺盖，团长也不例外。

　　三龙村。初步接触后，我想跟演员们聊一聊秦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他们大都不愿多谈，摇头说没啥意思，都是些辛酸和无奈。如今，他们吃饭都成了最大的问题。秦剧团的曹团长坐在草席铺盖上说：“县剧团改革后自收自支，开始逐渐举步维艰，1995到1996年还停演了两年。剧团现有包括退休人员50多人，县里每年给11万多元，刚够给部分职工上保险，目前职工每月勉强拿到的240元生活费，还是剧团几个门面房出租的收益。这种现状已经维持了11年了。”“我们可能还算好的，邻县有些剧团更困难。”曹补充说。曹团长看起来灰头土脸，面容憔悴，他是团里的司鼓。谈到下乡演出，曹团长说：“演出三天四晚上，每人只能分到150元。”曹团长说：“样板戏时期日子好过些，改革开放有了传统戏，也火了一把，但好景不长，市场经济大潮一来，一切都变了。演出没有经费，挣不到钱，现在连演员都不敢招了，再说，学员花几万块学出来也只能改行打工去了。”

　　“秦腔在凤翔的群众基础还比较扎实，演员走穴挣得多一些，好一点的演员一场下来可拿八十到一百元。等到现有的演员相继退休，还有谁来吼秦腔？”说到激动处，曹团长眼泪汪汪的。

　　夜幕降临，三龙村的大戏台前开始有村民聚集。这天晚上演出《二进宫》，八点正式开始。一阵激越的锣鼓声中，高亢苍凉的唱腔开始在雪后宁静的乡村上空回荡，这寒风中悲壮嘶哑的声音使人血脉喷张，犹如听到了撞击心肺的重金属摇滚。夜色越来越深，空气也越来越冷，在持续的锣鼓管弦乐中，舞台上的灯光也越来越亮，演员们舞动的流彩，以及内心悲情最大限度的纵情释放，使人在寒冷中生出一种热泪夺眶的共鸣。

　　后台很简陋，昏暗的灯光里，演员们自带着镜子，在一张破旧斑驳的条桌前画妆台。有人进进出出，横冲直撞的寒风不时把门刮开，演员们围在两堆燃起的蜂窝煤火旁伸手跺脚取暖，另一些演员们围在小桌旁，迎着灯光左手举镜右手握笔交叉着在粉脸上描画，这种大胆夸张的写意、浓烈的色彩使我不由得想起在苦难与激情中自我癫狂的凡·高。

　　到了晚上10点，演出还没结束。此时寂静的空气寒冷刺骨，大部分观众已经走散，台下只剩下十几个老乡坐在小板凳上看得入神。演员们很敬业，并没看出疲态，只是实在冷得不行就趁转身之际搓搓手。

　　2月13日，正月初七，上午演出继续进行。我来到后台跟演职人员聊天。阿丽看上去30岁左右，但已经是老演员了。由于经常化妆卸妆，阿丽的脸油光发亮，她一会儿演旦角，一会儿演小生，还跑龙套。记者问：“你到底演那个角儿？”她说：“我本是演小生的，但团里人手少，串角是经常的事儿。”“你喜欢听秦腔吗？”阿丽问。“你唱小生韵味十足，很好听。”我回答说。“在我们这儿很辛苦的，下午我还要去别的村走穴，多挣些钱补贴家用。”阿丽笑着叹了口气，说话间锣鼓响了，阿丽又跑上台了。

　　五十多岁的国家三级演员张宏达告诉我们：“如今演出一年也就一百多场，不像从前演现代戏那会儿，一年三百多场。”小谢是丑角，他说：“剧团没有演出的时候自发组织到各村走穴。走穴也有成本，一套戏服五六百元，也就能用4、5年，在露天演，风吹日晒雨淋，坏得更快。”

　　一连三天四晚上，三龙村“捐资建学大会”才告结束。这台节日般的大戏是村支书组织的，村里拿出2000多元演出费，演员平均每人收入不到100元，好一点的大概200元，学员没有收入。吃饭问题的解决还是靠老传统——当年干部下乡时吃“派饭”模式。在乡村，多元文化娱乐形式的冲击并不是秦腔市场空间缩小的主要原因。在个人发家致富的强烈冲动下，大部分人常年在外打工，常住人口很少。只有在腊月正月，才会有一些村民自发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由于目前村级组织趋于涣散，乡村缺乏公共经费，一些基本的公共设施建设都成问题，集体的文化消费自然也越来越少，像三龙村这样由村委会出面请大戏的情况不多，比较富裕的人家有“白事”“做寿”时会请小剧团来唱一唱，也只是清唱。

　　“去年在渭南某地有老人过寿，请了李梅等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唱戏，虽然是清唱，可当地群众依然很早就聚集在台前等待，听完戏后，还拉着艺术家们的手告诉他们对戏曲的热爱。”王志直先生告诉我们，“事实证明，群众不是不爱看戏，而是没有经济能力。”

　　2月15日，正月初九，剧团前往眉县马家镇韩家塬村演出。韩家塬村的村民们集资修建了一座关帝庙，请剧团来为开光仪式助兴。兴奋的村民们在庄稼地里用大帐篷打了一个简陋的戏台，在庙的前面空地上盘起了五个大灶，五口大铁锅冒着热气，六、七个妇女择菜、切肉、炸豆腐。灶台上冒起了蓝色的烟气，人们忙碌着，老人们张罗捐款张榜。

　　空旷的塬畔上，傍晚落日处有一朵橘色祥云。没有秦腔的时候，乡村是寂寞无聊的。贾平凹在其《秦腔》中说，他要为故乡树一棵碑子。而这个小说讲述一个正在解体、走向消亡的乡土。秦腔赖以存在的乡土文化生态正在解体，秦腔的还乡之路因此变得很艰难。

作者：甄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