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

　　1955年，叶朗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叶朗已经在北大这所“大观园”里学习、工作、生活了六十余年，现在仍每天到燕南园56号院的办公室伏案工作，持续关注着学术界、文化界的新观念、新趋势。可以说，他见证了中国当代学术、社会、文化的风风雨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处学生时代的叶朗见证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那场“大讨论”从批判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开始。彼时，这场讨论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普及美学知识起了积极作用，但从学术的角度看，那场讨论把美学纳入到认识论的框框，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范畴内展开，既没有反映西方美学从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大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在以后很长时间内，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美学界起到支配作用，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1〕

　　叶朗毕竟还有亲炙前辈学者的机会。毕业留校工作以后，叶朗跟随宗白华先生做助教。《宗白华全集》中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就是叶朗根据宗白华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后来，叶朗与于民一起编辑了《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广读文献为他后来的中国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一场全民投入的“文化热”，读书、写作、演讲，一贯坐冷板凳的学者突然翻转成为最受大众追捧的热点人物。“文化热”的开端就是“美学热”。一时间，美学普及读物风靡全国，影响了一代学人。

　　在激烈的热潮中，叶朗埋头在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里爬梳明清小说评点，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小说美学》(1982年)。接着，他夜以继日地完成了学术代表作《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在该书中，叶朗第一次把“意象”作为阐述中国美学史的核心概念，并在历史源流中考察“意境”的内涵。他引用王夫之的“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作为“意象”的解释。这个解释突出了情感与形式的融合：美感和艺术中的情感总是被形式所“照亮”，而美的形式也总是呈现着人的心灵深处的情感。“意境”则是一种特殊的意象，其特点指向了宇宙、历史的无限性，引导着人生的超越感。直到30年后的今天，这部《大纲》仍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之后，叶朗带领一批研究生讨论、研究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建设现代美学体系，在此基础上，集体撰写了一本《现代美学体系》(1988年)。该书吸收西方20世纪成果和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并统合了分支学科，初步确立了以“意象”和“感兴”为核心概念的中国美学基础理论体系。该书体现了叶朗对于“现代”的理解：“现代”应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中国的学者也可以基于本民族的思想资源对建设现代美学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这部《体系》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随着其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变，学术领域的思想突进势头告停。留在国内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文献资料和专门理论。这时期，叶朗邀请全国150位学者，历时十余年，编辑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2003年)。他还在书斋之外推动着文化进展：在担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2008)期间，叶朗和其他学者一起建议和推动，将“美育”正式列入国家的教育方针。他奔走呼吁振兴文化产业，初衷也是将市场化运作的手段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目标相结合。为落实这个理念，他协助白先勇把“青春版牡丹亭”引进高等院校演出，以北大为开端展开全国高校巡演，成就了一个当代高雅艺术的品牌。

　　叶朗最为关切的还是美学基础理论上的突破。当今美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文献和思想史、艺术理论和批评、专题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与“大讨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美学发展的瓶颈已集中于基础理论问题。两次“美学热”让美学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该学科承载了太多的非学术负担。一旦时代大潮退去，原本宏大的理论框架就成了一个庞大而无效的空壳。一些美学论著既无法接续传统，也不能与国际学界对话;既拙于解释美感经验和艺术经典，也难以回应当代中国和国外美学、艺术学的新问题、新经验。就此，叶朗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最基础的就是最前沿的”。

　　在2009年出版的《美学原理》(彩色插图本《美在意象》2010年出版)中，叶朗完成了他的意象学说的理论框架。与20年前的《现代美学体系》相比，《美学原理》一方面继续以“意象”和“感兴”来解释审美活动的本质和发生，另一方面删削枝蔓，同时吸收进冯友兰、张世英等人有关“人生境界”的思想。该书将“美育”与“人生境界”置于最后两章，把审美活动、美感体验的意义归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提升。

　　这个意象学说体系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心”的作用。叶朗自己总结说：“‘美在意象’的命题，突出强调了意义的丰富性对于审美活动的价值，其实质是恢复创造性的‘心’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心灵对于事物意义的承载能力和创造能力。”〔2〕他因此常引用王阳明曾说过的“人心一点灵明”，宗白华讲中国艺术特有的“永恒的灵的空间”等。近年来，叶朗着重阐发“美感的神圣性”、“灵魂渴望向高处飞升”等观念和命题，并以此为主题点评沈鹏、潘公凯、丁方、许江等当代书法、绘画领域艺术家的作品。〔3〕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在美学原理阐述方面是一大突破，却也是恢复古代中国和欧洲、印度文明之间久已相通的共识。

　　在理论层面上标举精神、心灵、美感神圣性，实是一项“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使命。叶朗自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从朱光潜接着讲”。“接着讲”概括了他自己一以贯之的治学追求，也是他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从朱光潜接着讲”，并不是接着朱光潜后期的某些具体观点来讲，因为朱光潜后期的某些具体观点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学术发展的结果。“接着讲”主要是就朱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观点而言。另外，朱光潜是中国美学前辈学者的一个代表，需要接续的也有蔡元培、宗白华、邓以蛰等前辈美学学者，还包括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创造力的张世英先生等。“从朱光潜接着讲”，其实是接续上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前辈学者曾经融汇中西、初成规模而后中断的学术脉络。

　　叶朗经常强调，“接着讲”不等于“照着讲”。“接着讲”不是要重复前人已经达到的论断，而是在保持与前辈学者在核心概念、研究方法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更要吸收近几十年来的学术发展成果，回应新的时代问题，做出新的创造。

　　为此，叶朗就今后的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几个原则：

　　1. 涉猎的面要宽，尤其要多接近高水平的艺术创作。这有助于让理论“落实”，避免空疏和臆断。叶朗的美学研究即是一个范例。他特别重视从形式的角度观照艺术，多次强调中国古代艺术学中对于“辞情”与“声情”的区分。这最初是用于诗词批评的概念，“辞情”是在文辞中传达的意蕴，而“声情”则是吟咏音韵中蕴含的意蕴。对于唐诗宋词而言，吟咏之“声情”重于文词之“辞情”。其他艺术也有相似处，如京剧的唱、念、做、打等现场表演中传达的意蕴也构成此艺术美的主体;书法艺术亦然，其艺术意蕴主要在于书法形式所蕴涵的情意。他还赞同潘公凯的说法：中国水墨画的笔墨形式渗透(呈现)人的精神气质、人格理想，是中国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4〕所有这些有关于诗词、戏曲、书法、绘画艺术的论述，都不脱离美学基础理论的关切。“声情”、“笔墨”都是“象”的不同表现形式。陈旧的理论体系多以“形式主义”对之加以批判和否定，而艺术的本体和精妙处恰恰就在此“象”的层面。

　　2. 向西方现当代哲学美学开放，找到与中国思想相通的地方。叶朗强调20世纪欧洲哲学的现象学思潮，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去蔽”、“诗意”等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之间呼应和沟通。最有意义的沟通之处也是突出“心”的作用。叶朗指出，“这里的‘心’并非被动的、反映论的‘意识’或‘主观’，而是具有巨大能动作用的意义生发机制。心的作用，就是赋予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以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之中也涵盖了‘美’的体验。”〔5〕另外，他对美国实用主义、分析美学的一些学说也有所借鉴和交流。叶朗指出，“开放”不仅是中国哲学、美学的品格，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品格。有识之士皆以开放为传承发展之必要条件，正如明代士人李之藻所言，“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6〕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应促进而不是损害我们文化的这种开放品格。

　　3. 回到经典并“接着讲”。“经典”包括两种，一种是古代经典，一种是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著述的现代美学经典。前者是做中国学问的共同基础，后者是中国美学研究的直接资源，两者之间又是贯通的。举一个例子，叶朗特别强调中国古人概括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也强调宗白华提到的“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两者都涉及美感的“照亮”作用。前人言之寥寥，却蕴藏着相当大的理论阐发的空间。美学研究在提炼和梳理前人有价值的思想方面长期断档，一是认识上的障碍，二是学养上的不足。如今青年学人已经有了越来越好的条件，一旦认准了这个方向，就可以更深更广地做下去。

　　4. 面向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重视对审美活动的心灵(境界)层面的理论提炼。在1999年北大新生开学典礼上，叶朗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题为《胸襟要宽，格局要大》的致辞。“胸襟”、“气象”、“格局”等既是中国美学、艺术批评的用语，也是中国古人修身的心法。美感体验、艺术创作、学问研究与人生修养相贯通，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所以，叶朗说：“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7〕

　　除了理论建构，“从朱光潜接着讲”也是一种对于文风的要求。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的行文用字体现着白话文的理想风格。叶朗将这种理想表述为“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为提倡和回归这种理想文风，叶朗还面向大学生和社会各界读者编了一本《文章选读》(2013年)。在其中，他精选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佳作，字斟句酌地为每篇文章写点评。他以这种方式来抵制那种“装腔作势、义瘠辞肥、自吹自擂、存心卖弄、艰深晦涩、空洞无物以及武断、骄横、偏狭、刻薄、油滑、谩骂等低级趣味和鄙俗文风”。〔8〕

　　“从朱光潜接着讲”还体现着对学术自主和尊严的追求，以及对于中国美学将来走向的把握。在《美学原理》的最后一章，叶朗引用了自己早年读过的丰子恺的一幅漫画和配诗：“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注释：

　　〔1〕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2〕叶朗《中国美学在21世纪如何“接着讲”》，本文为叶朗在2010年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的讲话，收录于《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的传承》，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

　　〔3〕叶朗《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的传承》，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31、137、139页。

　　〔4〕叶朗《诗重“声情”—关于诗词格律问题的一封信》、《书法形式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对我国艺术当代发展的两点思考》等，皆收录于《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的传承》，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

　　〔5〕叶朗《“意象世界”与现象学》，《意象》第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叶朗《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3期。

　　〔7〕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8〕叶朗《文章选读》前言，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

　　叶朗主要著述目录：

　　《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文章选读》(编选)，华文出版社2012年。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味》，《国学研究》第二卷，1994年7月。

　　《从朱光潜“接着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是时代的要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5日。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诗重“声情”—关于诗词格律问题的一封信》，《中华诗词》2015年第7期。

　　孙焘 中国戏曲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12期)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孙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