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01/2014年，乔晓光教授在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考察时，采访佛堂佛爷。

中华民族世代劳动人民传承创造的活态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具本土化信仰价值的文明特性，多民族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维系了文明活的肌体，传递延续了活的文化基因。所以，不了解多民族的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多民族农民的生活，就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化习性。今天，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华文明活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些多民族的村社文化传统不仅包含着历史的文化遗存，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性。村社文化的内涵在文化的时间意义上是复合和叠加的，不同民族的村社文化有其自身文化时间意义上的归属性，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文化表现出时间意义上，更加多元悠久的文化叠层。正是在时间意义上，村社活态文化传统为我们认知中华文明提供了可进入的活态文化空间，提供了承载文化的生活形态与人的习俗行为的范式，村社文化的日常性与文化方式的具体性成为我们可以用身心去认知体悟的文明之书，多民族的村社文化是活的文明志。

图02/2014年，乔晓光教授在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考察佛堂仪式剪纸。

无论是古代农耕社会的经典古籍，还是今天的学术研究专著，文本常常并不对应于生活，文本中描述的文化和生活中的文化存在是分离的。需要反思批判的是，以往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认知是缺失的，对村社传统和农民的文化传承是漠视的。我们己经习惯了从文字和文字构筑的经典去解读文明；习惯了从文人精英和王朝的更迭去解读文明；习惯了从学术理论的框架去解读文明，我们还不习惯从生活的日常性与普遍性认知文明，尤其不习惯从村社农民的生活解读文明，这也是我们至今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学术体系的原因之一。

图03/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龙竹蓬老寨，村民过年在寨心欢聚。

在今天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特殊时期，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活的文明形态的认知，其意义是深远的，形势也是紧迫的。村社的含义既包含传统意义的自然村落，也包括中国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内最基层的行政村。村社是不同民族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传统）传承的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最小单元，也是最基本的有文化模式意义的文化承载实体，村社文化形态即是乡村农民以家族血亲和文化信仰认同构成的生存生活形态。漫长的中国农耕文明历史发展中，村社文化持久顽强地承载了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传统，这些传统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消失与更迭而湮灭，也没有在历史的迁徙中被遗忘，村社的文化跟随着族群之人以及由其构成的生活习俗而存在。人对文化的敬畏与生存的心理需求延续了文化。不同民族的村社生活形态守护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多民族的农民群体是这个文化现实的传承主体。

图04/云南澜沧布朗族赕佛场面，人们手中所拿的经幡、花树由剪纸制成。

作为活态文化的中国剪纸传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形成的纸文明形态的活态传承。中国古代的造纸术不仅极大推动了以汉字为主体的书写传统，推动了文人书画的普及发展，也促进了以民间信仰文化为核心的活态文化的持续传承。民间的剪纸、年画、祭祀用纸、纸扎、灯彩、风筝、纸伞等，都是古代纸文明形态的延续。中国剪纸传统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具有多民族的文化普遍性，其反映了纸在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使用传统；纸承载的民族纹饰谱系极大地满足了民族信仰生活的需求。在古代的中国，纸不仅是文字与书画的载体，起到了复制、传播与记忆表达精神情感的功能，纸也成为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中人与神、人与祖先鬼灵沟通的媒介和通道。在民间，纸本身既是有神圣性的，纸可以是灵魂（鬼魂）的载体，也是人敬祭情感心理的载体。纸在民俗仪式中成为吉祥与不吉之物的替代与象征。纸在民间的普及，其最重要的文化意义是保持了纸文明初期时纸的神性与文化的替代性，保持了纸在日常生活中精神情感象征的实际功能，中国的剪纸传统正是在纸的本质特性的基点上去发挥其在活态文化中的民俗功能。纸的神性唤醒并维系着民间最古老的族群记忆，遗存着古朴悠久的纹饰符号信息，而仪式中的剪纸在文化替代性上，实现了无数代村民的神愿。中国多民族的剪纸传统，对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习俗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在漫长农耕时代的乡村习俗生活中，使用最广泛数量最多的是民俗仪式的用纸，如祭神祭祖，或用于清明等节日，纸在民俗仪式中是与神及祖先亡灵沟通的媒介，是情感的载体，纸通过火的焚烧，完成祭祀心理的满足。纸还用来印制经文、神像、年画和纸马，用来糊制立体的彩扎、灯笼、神龛等。

图05/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巫俗剪纸

剪纸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影响了世界。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剪纸和世界剪纸的具体关联和影响，中国剪纸在亚洲地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日本还保留着中国唐代时期的剪纸遗物，在东南亚地区的小乘佛教文化区域，寺庙中的剪纸及刻纸金水漏印使用比较普遍。在中国云南一些民族今天仍保留着传统的民间造纸术。应当说中国的造纸术和剪纸在亚洲的影响是可以通过跨境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查阅，发现其历史性关联的。剪纸不仅在亚洲，在美洲、欧洲也都有剪纸的传统。至今在日本、缅甸、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美洲的墨西哥，欧洲的波兰、瑞士、丹麦、挪威等国家还有剪纸传统的遗存。从世界剪纸的文化背景看中国剪纸，中国多民族生活形态中的传统剪纸遗存，成为世界剪纸现状中有文明认知意义的活态范例，也是认知中国本土文化多样性代表性的个案。

图06/云南武定彝族存放剪纸的花样夹册，花样夹册是乡村妇女用来保存剪纸的本子。

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的最初设想，是2001年中国剪纸向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开始的，那时还不清楚多民族剪纸的整体分布情况，只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民族剪纸材料编入了申报文本。后来随着申遗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在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学科建设的科研与教学中，我们坚持继续拓展加强对少数民族剪纸状况的调查。2009年《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申请为文化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在此时我们已基本摸清了少数民族剪纸的大致分布，也确定了不同民族田野调查的基本区域，而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的搜索也已基本完成。

图07/云南巍山彝族裹背剪纸底样和刺绣成品

多民族剪纸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意义，首先是补充完善中国剪纸研究的基础田野信息和整体性文化形态的发掘与梳理。同时也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剪纸传统的濒危现状，因此，开展抢救式调查记录的时间是紧迫的。据我们调查了解的相关信息，在中国境内有三十多个民族有和剪纸相关的习俗传统；其中包括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毛南族、瑶族、壮族、黎族、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柯尔克孜、哈萨克族、回族、土族、土家族、羌族、裕固族、达斡尔族、藏族等。这些民族大多分布于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其剪纸习俗传统以山地稻作文化和游牧渔猎文化为背景，剪纸以纸材和非纸材的植物和动物类皮质为媒介，以剪、刻为手段，其习俗功能不同于黄河流域麦作文化为主的汉民族地区剪纸。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剪纸习俗传统许多还是我们未知的领域。由于近百年来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忽视，尤其对民间美术领域的忽视，所以中国民间剪纸的多民族整体性的调查与研究还没有开始，还缺乏建立在比较深入科学田野基础上的文化研究，尤其少数民族剪纸的基础性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填补的空白。没有少数民族剪纸的整体性田野调查与研究基础，中国剪纸研究是不完整的。

图08/四川凉山彝族毕摩仪式剪纸

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模式，也没有程式化的文化标准。文化是以具体独特的活态文化存在呈现的。以往我们对剪纸的研究过于注重纹样系统，忽略村社文化传统中剪纸的文化存在，更忽视把剪纸还原具体民族村社文化的研究。通常的研究会越过村社，在一个更大的民族区域去寻找所需的纹样材料。文化的具体性在这种方法中不仅是残缺的，在时间框架及地方知识的特性上也易混淆和主观化。没有生活中文化的客观具体性，没有发现生活中相关具体性的关联，这样推理出来的地方知识，在客观性上是粗糙和主观的，也不具备生活还原的价值和真实性。

图09/四川凉山彝族毕摩仪式剪纸中的纹样，图中剪纸图案从上至下依次为：1.鸡、2.野猪、3.绵羊、4.公羊头、5.猫、6.太阳、7.月亮、8.梳子、9.领佩、10.盔甲、11.簪子、12.大路、13.阴阳路、14.竹竿、15.竹篱笆。

不同民族的村社，是这个民族文化存在的最基本的实体和最基础的文化单元。村社传承保持着最本源的民族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活的细胞和基因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正是依附在村社文化传统中绵延存活的。村社不仅是历史遗存与族群文化记忆生长的土壤，村社也是适应调节族群当下生存的公共社会。村社本身即是一个农耕文化历史中最具普遍性的文化物种，对于村社里的村民来说，村社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些生活在边疆偏远地区的民族村社，成为村民终生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或许终生都没有远离过村寨。

图10/苗族妇女在集市上购买刺绣用的剪纸图样

活态文化的村社研究方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生态的整体，回到村社的世界，去发现文化的真实存在，去发现村社民众对文化的情感心理和社会需求。《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研究》项目即是以活态文化村社调查的方法完成的。十多个专业志愿者，分别进入到边疆地区二十多个民族选定区域的村社生活中，通过田野调查的多种方式，发掘生活中的活态文化。把剪纸研究还原到村社的习俗生活中去研究，还原到传承群体之人的生活中去研究。让生活去呈现自身，让传承人和村社里的人自己来说自己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地方文献和相关学术研究背景，去梳理出村社文化中剪纸的相关内容、文化特色、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设想与思路等等。

图11/贵州施洞苗族刺绣剪纸

回到了生活，回到了民族文化传承最基层的村社，象潜入了生活的河流，一切在身心的体察与发现中逐渐清晰起来。我们可以从这些来自各地村社的调查报告中听到基层文化传承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代表了村社的现状，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问题的参照。当下的非遗保护，自上而下的政策方式多，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从基层着眼的有问题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急需的方式。

图12/苗族巫俗剪纸传人

通过项目我们把从各民族村社调查中梳理出来的现状问题归纳如下：

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影响冲淡了村社民族文化传统，许多传统性的民族标志性的事物发生流变或衰微。如民族服饰在一些地区的淡化和款式的简化，许多传统民俗日常性生活用品被现代化商品替代，村社开始接现代化城市的商品消费生活。

图13/纳西族巫俗剪纸

二、民间剪纸相关的民间刺绣、服饰制作等方面，手工性制作正面临着濒危趋势。许多民族的刺绣品已普遍使用机器绣花，机绣生产快，价格便宜，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手工刺绣精致有品质，但生产慢，手艺要求高，市场属高端需求，需求者少，因此手工刺绣无法维持生计。

图14/贵州务川仡佬族花灯戏中使用的剪纸花灯

三、“文化物流”的利与弊。政府非遗工作推动了民间剪纸走向社会，提升了社会认识剪纸的价值观。但政府非遗认定的代表传人是极少数，大部分传人无法入围。因此，许多成为代表传人或获称“民间艺术大师”称号的人到处表演展示，销售，而文化原生地剪纸依旧缺乏市场，处于边缘无人关注。原本在当地市场销售剪纸的传人，因为评上省级或国家传人，也离开了本地市场，他们在不断的各类展览活动中受益。但当地市场缺乏传承，基层传承工作衰落了，无人问津。那些离开当地市场民俗需求的传人，他们在不断展演中作品越来越脱离原本的民俗与传统的特色，成为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装饰艺术商品。这种文化物流式的传承，表面看是一种繁荣，实际忽视削弱了地方基层文化的传承，如此长久，基层文化传承的衰落，展演艺术的异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图15/水族背带贴布绣

四、面对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代表性文化类型的抢救式发掘，应是目前给予高度重视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已成定局，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许多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和强行开发的事件频频发生。乡村大地上的村社文化在面临着衰落与消失。村社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文化的物种，在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变革与冲击和毁灭。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属于文化发展相对封闭和发展缓慢的地区，这些村社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活态原型。没有比村社文化传统，更具有传统代表性的文化了。村社的生活是一部完整的民族文化志。所以，对村社中活态文化抢救式调查研究，就有了        跨学科的文化意义和文明的个案研究意义。村社的消失，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文化生态与形态的死亡。人与村落和庄稼构成的世界，他们的消失会使同一片土地    成为文化荡然无存的空虚之地。

图16/湖北建始张家槽村三岔还坛神艺人侯运柏

从古代皇权不下县的乡绅治村的传统，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向村社基层管理的延伸，许多少数民族村社行政管理体制已纳入了国家共同行政管理体制之中，但村社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被纳入其中。村社的文化传统仍处在自发、自在、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之中。如何对待多民族多元化多样性的村社文化传统，这是国家非遗传承事业能否可持续的基础，也是多民族文化许多文化物种能否保护下来的关键。

图17/羌族剪纸传人袁姝丽

五、在整个少数民族剪纸传统村社调查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民间宗教与  巫俗信仰类的仪式剪纸传承状态比较稳定，文化传承在村社中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社会需求和相对稳定的师徒传承模式。这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村社文化中民众传统信仰文化心理依然存活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反映出依附于自然生态的     传统村社生活形态依然存在着。村社中民众生存文化心理集体意识中古老巫文化记忆的遗存依然存在。如何对待信仰类的仪式剪纸传统，以往北方的萨满文化区域、西南的巫俗文化区域，曾经在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给予了否定与批判和摧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展，我们已开始以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去对待这类遗产。因此，仪式类剪纸的传承与保护，具有一定村社民众信仰的自发性基础，我们应当以更具人性化的精神去批判那些对迷信过度迷恋和追求。但对那些具文化代表性的仪式类剪纸应给予关注和保护，因其作为文化物种的稀有价值，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与文明的认知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剪纸本身。

六、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传承，对于一些人口数量偏少的民族，几乎成为唯一的面向下一代文化传递的渠道。教育传承也是推动不同民族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形态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村社文化中的低幼年龄与小学阶段的教育就具有了重要的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而当下相反的是，国家在村社一级撤校和幼儿园的举措，不仅是村社教育的就近上学带来诸多不便，某种意义上也在促使村社生活形态的瓦解。因为，青年的父母带着就学年龄的孩子离开了村庄，也许就此不再会回到村庄的生活里来了。村社一级的社会化公共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国家能有更大力度的扶持，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教育的扶持，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图18/陕西延川招魂仪式传承人毛世贤，手持的是招魂仪式中使用的拉手娃娃剪纸

七、村社文化代表一种民族日常性生活传统，日常性中又包含着具体的地方性文化特征。因此生活的日常性和地方文化的感觉同样是剪纸艺术的特性。但剪纸作为以人为本的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创造，在思维和生存情感方面更靠近人的本能和族群集体潜意识中认同的文化信仰记忆。

图19/河北邢台民俗活动春分打醮时，由剪纸构成的文化空间。

多民族的剪纸传统反映了民间美术的本源性特征，即以心手结合、以生活日常性中的文化信仰为主题、以隐喻和虚拟的叙事方式为手段，通过生活的习俗文化行为和文化仪式完成其生存心理的需求目的。每个民族乡村里的妇女传承群体，她们首先是地方文化传统的记忆者和文化习惯的携带者，同时她们共通的文化属性中又包含着人类共有的生物体的本能。在剪纸的手工制作中其民间艺术思维更靠近人的心理视觉本能和非逻辑的视觉表达。民间剪纸的手艺过程更多的是来自于人自身内部携带的文化习惯和手工造物的经验传统。民间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源自她和人类自身生物体的本能和文化活态性的习惯。可以说人与生活、与自然和神灵、与生命和死亡的经历和触摸，构成了民间艺术的永恒性。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的村社调查，打开了一个本土艺术认知的大门，为我们从世界剪纸艺术认识中国剪纸提供了全新的、鲜活的文化信息。剪纸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行为无论选取的是什么材料，在平面材料上的剪形与刻形，成为不同民族最具日常性与手工性的生活传统，手工性、平面性、生活需求的日常性，以及纹饰隐喻的象征性，成为多民族剪纸共有的文化特征。

八、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其文化思维在不同的民族区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状态。东北地区萨满文化区的一些民族的剪皮传统，体现出更具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的原始性思维特征，她们以岩画般的简约剪影式图形，表达自己生活中熟悉的游牧动物形象。西南地区的一些迁徙过来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族源靠近中原地区，她们的许多剪纸纹样在花草类型上与汉族剪纸有关联和相似的地方。云南小乘佛教文化区域的剪纸，更具有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征，无论是纹样或剪纸的形制都带有亚热带的自然特色和宗教的程式化色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一方文化，少数民族剪纸体现的也正是在人与自然这个基点上的文化选择。

图20/陕北过年时用剪纸制做的旱船

三年项目的过程，是一个多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的发现过程，也是一个民间美术专业研究人才的成长过程。项目的实践推动了民间美术专业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剪纸学学术概念提出的可能。艰辛与欣喜、积累与发现，项目的每位志愿者带着村社清新的生活气息和鲜活的剪纸艺术满载而归。

图21/内蒙古通辽蒙古族萨满巫俗剪纸“古鲁姆”

大部分的田野调查是利用工作之余的寒暑假进行的。三年间，云贵川、东北、以及新疆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地震和洪水）、社会突发事件，都给项目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各项目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依然坚持完成了计划中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对不同民族村社传承人抢救式的发掘调查。

图22/达斡尔族儿童玩具“哈妮卡”剪纸

应当说，许多少数民族乡村的剪纸传统已处于濒危状态，像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这些非纸材剪纸技艺的民族，传承已出现断代。内蒙古的达斡尔族剪制偶人的传统在生活中已经不使用了，是教育传承和国家启动的非遗保护使这个独特的传统又被发掘延续了下来。但今天的哈妮卡已脱离了生活习俗趋向艺术化了，可持续的传承依然非常艰难。由于项目涉及如此大范围的村社基层现状调查，发现的问题是现实而又复杂的。今天，不同民族村社剪纸传统的现状仍处在边缘和缺乏关注的境地，国家非遗保护理念和政策及资金扶持，在村社一级的实现还相差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没有把村社文化传统作为非遗保护的根基和命脉，更没关注到村社文化传统活态传承，是不同民族非遗可持续延续的重要基础意义。从中国剪纸这个最具普遍性的非遗类型入手，也启示和引发我们对多民族民间美术的研究方法与文化认知的思考。

图23/黑龙江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桦树皮玩具剪纸

项目实施的三年间，虽然大家兢兢业业的做好田野调查志愿工作，但时间仍然是紧张而又匆忙的，每个民族都是一部历史悠久、文化多彩的生命之书，其复杂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文化活态的多义性，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与反复深入的田野与文献研究的过程。建立在田野基础上的剪纸研究才刚刚是个开始。

图24/黑龙江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桦树皮玩具剪纸

项目涉及三十个民族的田野调查，目前已进行了二十五个左右的村社田野调查，梳理出来的专著文本及研究报告共有十八个民族。我们庆幸能抓住村社文化大面积衰退消失的紧迫时机，通过踏实认真的田野调查与生活中原生信息的知识发掘。我们终于可以依稀看到一个比较整体的中国少数民族剪纸的文化面貌，看到具有文化多样意义的少数民族剪纸在最基层村社生活传统中的真实存在，发掘出了村社里存活的剪纸纹样谱系以及和这个谱系相关的活态文化内涵。同时，我们依照教科文与国家非遗申报与保护的原则，选出了不同村社中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他们进行了口述调查与研究，这为村社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保护工作建立了基础的文化信息。

图25/吉林通化满族玉米皮剪纸“嬷嬷人”

项目的结束是研究的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专业研究与艺术实践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的历程，三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剪纸的文化研究和艺术传承与发展都作出了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完成项目结束后的田野补充调查与传承人研究，会把项目后续的图书画册编辑好。中国剪纸作为世界性的非遗，中国应当为世界提供一个活态文明整体的艺术与文化的范本，让世界了解中国剪纸这笔多彩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26/哈萨克剪纸

（撰文：乔晓光，发表于《艺术》2014年第3期，此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成果综述，图片均由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提供。）

（注：原标题为《中国少数民族村社剪纸传统研究》，雅昌艺术网、艺术头条APP经艺术家授权发布。）

作者：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