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音的“出长沙记”

　　今年的国庆节，广东画院举办了《杨福音中国画展》，这是继上届“艺术长沙•杨福音艺术展”之后，规模较大的杨福音书画作品展。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大书《关于福音》也同时推出，比较生动地介绍了作为书画家、作家的杨福音先生的方方面面。

　　在这本厚厚的《关于福音》的扉页，杨福音写道——

　　“我是如此地感谢着长沙

　　那里有如一潭深水

　　间常回去

　　随便掬起一捧

　　足以润泽我自己的园地

　　我又是如此地感谢着广州

　　她赐给我安宁与寂静

　　以便我在悠长而迟缓的日子里

　　去追逐那个完美”

　　这里带出了两个地名：长沙、广州。

　　杨福音是一个地道的湖南长沙人，他在长沙出生、读书、画画、写作，也在长沙成就了作为一个书画家的名誉地位。而就在他作为湖南画坛和文化界一个实力人物的地位确立以后，他却放弃了长沙和长沙给予他的一切，来到了他一点都不熟悉的广州。

　　自1993年至今，在广州，杨福音就像一件产自长沙窑的老瓷器，南方的热风热雨，被他身上那厚厚的湖南釉隔离着，比如说，他与岭南文化和岭南画派，没有形成相互渗透和彼此影响，他也没有进入广东画家的任何圈子。在相比长沙更加喧闹的广州，他选择的是一种自找的、被疏离的安宁。

　　作为书画家，杨福音属于广东还是湖南，一直是令人好奇的话题，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权威的“大红袍•杨福音画集”，湖南那边说湖南至此有了三位画家出了“大红袍”：齐白石、黄永玉、杨福音。而广东方面也将杨福音算做广东“大红袍”加身的画家。杨福音从未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

　　根据我的理解，杨福音举家迁到岭南，并不是对湖湘文化的厌倦、抛弃和背叛，也不是在脑海里对长沙记忆的清零，而是为了让湖湘文化那更纯粹的东西，像提炼过的铀一样，永远给他供应单纯的能量。可以说，杨福音的“出长沙记”，是为了摆脱那块土地将他渐渐推向一种无法避免的江湖——文化的江湖、艺术的江湖。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江湖，江湖的存在规则，并不与江湖中各种角色的实际文化水准相匹配。即在江湖中得意的、利用体制的力量长袖善舞的，未必在文化艺术的实际水准上真正得意，未必与文化艺术的女神有过多的梦里相会。江湖只是一个兑换利益的名利场，其喧闹和混乱、消耗与倾轧，常常令具有道德洁癖、有士大夫情怀余绪的人感到厌倦和憎恶。杨福音不愿意在这种江湖中消耗自己，高傲和自信，导致他必然选择一种方式，对这种江湖进行一种蔑视、悲悯、同情，以至最后摆脱和出走。

　　也可以说，为了保护一种世间那说不清的人情温馨，杨福音选择了对那一个江湖人群的有意疏远，以便时时还能从那个江湖中，收获一种看似单纯的人情关怀和故乡温暖。当然，杨福音在广州，也没有进入岭南文化和画坛的江湖，这边的画坛人事变更和名利交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选择的是耕耘自己的园地，在节奏飞快、喧嚣热闹的广州，杨福音的日子却“安宁寂静”、“悠长而迟缓”，完全是广州的世外。

　　当然，杨福音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是与人情世故完全隔绝的。准确地说，他选择了一种行走在江湖边上的生存方式，不受两边江湖的任何牵扯与干扰，独自行走，偶尔在狭窄的田埂上错出一步，被江湖的水弄湿了裤脚也是有的。他的孤独行走，让人想起那个曾在湘江边上孤独行吟的屈子和那个白眼看世界的八大山人。这种方式，孤独却安宁，寂寞而充实，更主要的是，带给他高傲的自信乃至自负，以及静观和俯瞰带给他内心优越的悠游。

　　有论者说，杨福音的这种长沙与广州之间行走的生活方式，使他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心态，他解决了困扰当今中国画的许多问题。而杨福音先生私下很惬意地说过：我弄懂了中国画的许多问题。

　　士大夫情怀的余绪

　　杨福音先生身上有着这个时代极其罕见的士大夫情怀，或者准确地说士大夫情怀的余绪：内心有自己的标准，君子不党，向道崇德，修身自律，随和悠游，高傲自信。

　　关于这一点，要从我自己与杨先生的交往中攫取一些小事例——

　　我每去广州，如有时间，就去找杨先生，听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扯谈”。

　　那一回，杨福音先生出版新著《金枝玉叶》，他说：“金枝玉叶这四个字，是石涛对八大山人的评价。石涛评价八大，只用了这几个字，就把一切都说尽了。什么是金枝玉叶?就是好。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知道世界上的好会好到什么程度!我年轻的时候，在文物商店或外地买到一个古董什么的，回来摆在书架上，自己当个宝贝。我父亲看见了，摇摇头说：这都不算什么，好东西你们看都看不到了。确实是，很多好东西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了。”杨先生见我看着他不出声，他带着类似诡秘的神情对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更看不到了。”

　　有一回说到读书人与钱的话题，他说：我跟你说，读书人不是钱的问题，读书人对钱是有自己的玩儿法的，你比如说，傅抱石有一回逛文物商店，看见一方砚台。他拿起来用手搓了一下，这砚台是明代皇宫里的一对砚台中的一方，不知什么原因流落到民间来了。傅抱石问售货员这个砚台多少钱，售货员说：60块!傅抱石将身上所有的口袋翻遍，数了数钱，共80块。傅将钱双手捧给售货员，恭敬地说：实在对不起!我身上只有80块。将钱悉数留下，携砚而去。杨先生说：“你看，这就是文人跟钱的关系，多有意思!这就是傅抱石，那个时代的人呐!哼!”他的语气里洋溢着赞美与神往。

　　杨先生的父亲杨导宏老先生，出身大户人家，曾经在上海跟徐悲鸿、刘海粟学画，有一幅照片，年轻的杨父在西湖边上写生，旁边是印度侍从给他打着遮阳伞。杨福音说起他父亲的另一件事，也颇令人回味，他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陕西三原县一个学校教书，他住的房间挂了很多字画，也收藏了许多明清字画和当时的名家书画。后来老家长沙一封信让他回去结婚，他就将自己的房门一锁，随身带了简单的行李，将钥匙交给学校门口的门房，从此回到长沙，再也没有回陕西三原，一辈子很少提及这件事儿。杨福音说他的父亲晚年，一点都看不出当年曾经当过贵公子的痕迹，老人每天从市场买小河鱼干回来，极其认真地用拉直了一头的回形针，将小鱼干弄干净，一个上午就干这一件事儿，对外面的任何热闹都不惊讶。杨福音回忆他的父亲，很神往他父亲的那种绚烂之后的平淡。

　　听杨福音说这些不大不小事儿，尤其听他那执拗的湖南口音和神情、听他爽朗的笑声，让人觉得这个人骨子里对事物的标准即参照，不是时下流行的通用粮票，他用的是一种“金枝玉叶”的标准。他的口才极好，每说一件事，一两句也可，长篇大论也可，都能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能言人所不能。即便平时很随意的谈话，如能记录下来，即成一篇漂亮的小品文。

　　有一次说到时弊，他说现在的官多数没有官气。我问：不是说要去掉官气吗?他说：那个官气，可不是现在说的霸气，不是手握权力给他人的威压，而是一种从里到外让人尊重，所谓畏威怀德的气象。他就引经据典说历史上谁谁有官气，谁谁没有。他说，当官当官，首先要有担当，要能任事，就是天下为公嘛!

　　他喜欢苏东坡，也喜欢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他对苏东坡的研究，我看可以做系列讲座，但不是《百家讲坛》那种普及型的讲座，也不是枯燥的历史课堂上的讲座，他是谈自己的感悟，在人所周知的史料轶闻中，他能体会出更加别样的滋味，所谓探幽发微。

　　杨福音先生的绘画，逐渐具备了自己的笔墨程式和题材程式。我认为程式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艺术家，无不是创造了具有自己原创价值的独特程式。而中国艺术近百年的慌乱和不自信，恰恰是对程式的厌倦和企图摆脱程式的盲目轻狂。

　　杨福音的艺术程式，有专家高论，在此不赘述。只说他画面上的风貌，那是对八大山人深刻领悟之后的承续，八大山人笔下那孤独的干枝上孑然独立的一只鸟，冷漠而高傲的眼睛，看着纷繁的世界，却无丝毫的愤懑与轻躁和压抑，那是借上天的眼睛看世界，内心有着无比清醒的宁静。这正契合杨福音的心境，他在寻找艺术史上自己的代言人，他也在为古人代言。他在内心与八大山人十分亲近，他笔下的荷枝独鸟、灰暗的画面上独游的鱼、一叶一花的兰草、一弯绚烂的藤花，都是画他自己，那只鸟、那条鱼、兰叶、藤花都是孤独而又安宁高傲的自己。

　　杨福音所谈、所思、所写、所画、所尊崇的人物，都是那种士大夫文化所养育的俊雅之士，他的内心其实是渴求这种文化氛围的。

　　这种不合时宜，既带给他孤独，也赋予他高傲。

　　“画画必须先解决文学问题”

　　在“杨福音中国画展”研讨会上，杨福音最后说了一段话——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状况，每天早上五点多六点到早上十点钟我在画室，当天要出的工都能够出完，十点以后的时间，都是我意外的生活、意外的收获。在这些时间里面我可以大量地看书，也可以大量地浪费时间。我们每个画画的人，一定有这个体会，所有的闪一下的想法，一定是在画画的时候出来的。但是我训练了一个习惯，就是千万不要把今天临时想的东西，明天马上去实验。你要放在心里面，让它由一个青的果子变成一个红的果子，还要让它慢慢有一点点腐烂，那时候果子是最好吃的。你原来想要做的东西也差不多了，这个方面要慢慢地想，你再转一下，可能有很好的与以前略为不同的变化。第二，的确需要解决文学问题，我不认为自己现在解决了文学问题，我在湖南，包括肖建国、何立伟等等，有一大批文学界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想有一点点建树的中国画家，都要解决文学问题。解没解决文学的问题，是检验一个中国画家能不能够做一点事的最根本条件。为什么要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不认为文学只停留在提高修养，或增长知识。我认为文学给一个人最大的好处是让你成为一个心志高迈的人，当我们读屈原涉江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心气在上提，自己慢慢地跟屈原接近，自己的心灵慢慢地更高尚起来。一个心灵高尚的人，他必然是跟精神很近，隔物质比较远的，他必然是一个脱俗的人。如果你一旦成了这样的人，要想画一个好的画是并不难的。”

　　我理解杨福音先生所说的“解决文学”的问题，并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文学，他其实说的就是读书，就是唐人所说的“先器识后文艺”。

　　作为一个画家，他每天读书的时间和写作时间，远远多于他画画写字的时间。杨福音家里对读书的尊崇、全家人身上的书生意气很浓——我第一次去广州他的家，进门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就是杨先生的母亲，正在看厚厚的《源氏物语》，杨先生的夫人肖存玉老师，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一双儿女都也都读书画画，他的弟弟杨时音先生是湖南省在香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就在湖南与香港两地的奔忙穿梭中，居然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杨福音先生在广州深居简出，也不时有书画经营的热心人找上门来。杨福音有一次说，他的母亲提醒他：你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就不要再搞别人都喜欢搞的那些事情。母亲那种淡泊高傲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杨福音。

　　杨福音先生读书涉猎宽广，他对保存在日本和韩国的中国古代周秦汉唐文化的余脉十分喜爱，尤其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深入体会，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概念所能包含了的。

　　杨福音爱读书、喜写作，喜爱读书写作胜过绘画。曾经在一个裱画店，与裱画师傅闲谈，师傅说：“现在的画家平时都不画画，都是在等订单，订单来了才画。杨老师你呢?”杨福音笑而不答，事后说：“我是既不接‘单’，也不接‘双’。我接气——接古人的气、接地气。”说的还是读书与思考。

　　杨先生这几年几乎每年或隔年就出一本散文随笔集，这与其他国内著名的喜爱写作的几位画家不同，他的散文随笔不故意抓大主题、也不写大题材、没有表演感，语言自然流畅，并恰当地将湖南方言的神韵融合在其中，使文字显得朴实醇厚，其文风有“桐城派”的神韵，也有汪曾祺的味道——那种末代士大夫的淡泊。而杨福音的淡泊中，时不时地峥露出那种典型的湖南性格：执拗的高傲。

　　杨福音先生今年做了一些事情：在炎热的夏季，他安静地坐在家中，用精致小笺，书写自己所喜所爱的古诗文、写自己读书的心得，并配图，这几组精美雅致的书画作品经过精心的装裱，装成几大函。常常有朋友到他的书房，小心取出，戴上手套，精心展读，细细品味，感觉很是享受。让人感觉，这种精妙雅致的作品，仿佛只能出在明清如张岱、张潮那样人的手中。面对这一组雅士珍玩，您要是觉得这一定是很费劲才做出来的，就错了，对杨福音来说，写这一批作品，是轻松地像玩一样玩出来的。

　　杨福音给我的启发是：画家如果不以读书为主要生活方式，不过是画师和画匠。

　　从画师画匠到画家，必须解决读书问题，即杨福音所说的“文学问题”。

　　小结：

　　杨福音行走在湖南的江湖边上，也行走在广东的江湖边上;行走在文学的江湖边上，也行走在文学与绘画的江湖边上。他不愿意、不甘心深入涉足江湖，哪怕江湖有人所追逐的温柔与甜蜜，他也觉得哪个江湖都不值得他为之将自己舍身搭进去。这种对自己处处有所禁止的自我管束，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人格吝啬与道德洁癖。他就是自己笔下那只从八大山人处飞来的孤独的鸟儿、那条从八大山人处游过来的孤独的鱼，还有那屈原曾经对之歌咏的一花一叶的兰草、那齐白石对之凝神思驰的一弯孤独地绚烂盛开的藤花。

　　杨福音简介

　　1942年生，湖南长沙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广州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现任杨福音艺术馆馆长。作品收入《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美术1979—1999》、《今日中国美术》和《辉煌成就•世纪曙光》等，200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日子——杨福音中国画展”，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有《杨福音画集》、《长岭上》、《金枝玉叶》、《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杨福音》等画集和散文集。美术评论界认为，杨福音在中国画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出了一种“反线描画法”，形成了一种美学风范。在中西美术交互影响的这一百年，杨福音是站在本土立场上由中国人物画切入，于中国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现代转型整体推进的第一人。

作者：许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