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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艺术重返自身的过程中,艺术作品充分获得“自我”与本体意义上的纯粹性,特别是精神层面上的深化,使当代艺术显现出浓郁的“人性化”特点。然而,不少画家在高喊“物我两忘”的口号声中,放弃了对“物”的研究,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在一味“自我”、“个人情绪”化的语言表现、符号图景中,一方面是空前的艺术进步,一方面是导入深深的误区。事实上,任何的艺术都只能是特定客观事物的本质化形式表现,以表现一种特定的感觉与感受。归纳起来,无非是从宏观上对“物”、“我”关系的把握,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勾勒出一幅“心灵图景”的外化样态。
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充分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前提下,对“物我”取向的孰重孰轻,应由画家自由选择。在画家笔下“物”可以对象化为“我”,“我”亦可以移情于“物”,因此,“物我”作为艺术范畴的概念,他们不应是对立的关系,他们都同时可以呈现多样性、丰富性与交互性。关键的问题是:哪些更符合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以及我们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为标准去进行选择!
画家马国强多年来坚持在生活中寻找、捕捉灵感,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并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语言与风格技巧,进而在具象、写实绘画中探索一条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又不乏学术性、艺术性的创作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画家并未停留在对客观世界表象的逼真“摹仿”上,而是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以形写神,致使作品既具有中国画的笔墨魅力,又具有一种当代审美力量的穿透感。为此,画家马国强的足迹遍及太行山区、中原大地及少数民族地区,他熟悉那里的父老乡亲,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性格特点都留在了画家的心间,每每进入创作状态,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都一一涌现笔端。可以说,马国强的艺术资源在于生活,马国强的精神资源也在生活,他深知丰厚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启迪,是使创作摆脱千篇一律、贫乏与模式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是汲取生活、表现生活的结果。不如此,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性格,难以做到如此丰满、如此生动与如此神完气足。
作为一位具有表现性特点的写实画家,马国强在注重生活的前提下,同时又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精神的本质表现。譬如,他笔下那些耕耘在土地上的农民憨厚与坚韧并存,那些刚刚入城市找工的农民脸上露出天真与由衷的笑容,以及丰收的欢歌笑语……甚至那些雪域高原上的虔诚的喇嘛们肃穆庄严的面容,大凉山上彝族姑娘的身影等等,都被画家表现得细致入微,神形俱全。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一下作品本身,就不难发现画家在刻画人物眼神上的精巧手法与笔墨处理,嘴角表情的用笔储蓄蕴藉,手的表现充满性格特点等等。尽管如此,写实不是写真,严格地说,写实绘画最能检验画家的艺术能力,如果能把写实绘画在艺术上十分完美、神完气足、虚实相间、形神兼备,恰到好处,那无疑对画家在艺术上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回答。
马国强的绘画理念是:把自己的艺术取向在物我之间,寻找恰到好处的契合点,既不走“物”的极端,也不走“我”的极端,他试图在两者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在“物我”之间,使他的创作领域更为广阔,也使他在艺术上显示出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与自由。在“物我”之间,是一种艺术上的智慧表现,具体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画家的作品是写实与表现的结合、形象与意象的结合、形与神的结合、客观与主观的结合,所以,在画家的作品中才流露出不同于一般的生动气韵与勃勃生机。虽然是从“写实”出发,但画家对形象的取舍扬弃、删繁就简以及线条的主观性组织与处理,尤其是长线为骨架,辅以短线、折线所构成的表现性,使之更具本质化,墨色的浓淡配置,笔中有墨、墨中有笔,以及枯笔、飞白的运用,都使画面平添了韵律、跌宕起伏的变化与形式意味。这样处理的结果,自然使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游于“物我”之间,并获得了一种若即若离、有意无意的活力与现代气息。
取向于“物我”之间,无疑是马国强面对当今绘画“你方唱罢我登场”等无序性的一种应对策略与立场。他认为,在今天面对喧嚣与焦虑,以不变应万变不失为一种主动性,坚守一方土地,将其完美,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做法,而人云亦云,缺乏持之以恒则是我们的教训。艺术走向现代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但奢谈现代而不去做学问,那是一个深深的误区。写实作为艺术表现手法,在整个人类的现代进程中,它将愈来愈逼近艺术真谛,其美感魅力是不会消失的。
马国强坚信这一点,他朴素地实践着“物我”之间的艺术取向,也许他面对的空间更广阔。
文/徐恩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徐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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