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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朱万章:明清绘画中的画鸡图说

2017-03-02 08:49

  在绘画中,“鸡”是历代画家乐此不疲的重要题材。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以“鸡”为主题的绘画流传于世。直到今天,在画家笔下,仍然可以见到各种雄姿英发的“鸡”的形象。就其原因,不外乎在传统文化中,“鸡”承载着很多的吉祥寓意。早在汉代,韩婴便在《韩诗外传》中提出“鸡有五德”之说。所谓“五德”,是指文、武、勇、仁、信:因头戴冠者,所以称为“文”,有“升官”和获取功名之喻;足搏距者,称为“武”,公鸡成为武将的象征;敌在前而敢斗,称为“勇”,如《斗鸡图》即属此例;见食相呼者,称为“仁”;守夜不失时者,称为“信”,俗语有“天鸡报晓天下知”之说。若人能具备此“五德”,便是几近于完人了。所以作为长盛不衰的画题,“鸡”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许。当然,“鸡”本身与“吉”谐音,故有“大吉”、“吉祥”之义。现代很多画家如陈大羽等经常便以大公鸡为题创作《大吉图》,就是取其谐音。

  以“鸡”为题材创作的绘画最早追溯到何时,现在并无明确的年代可考。但从传世画迹中,我们发现,早在南宋时期,就有“鸡画”留存于世。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作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画两只鸡雏,仰头相望。其画法工整细致,具宋代院体画典型风格。画面本身并无明确的涵义,但因乾隆在对开裱边中题诗,使整幅画的意境得到升华:“双雏如仰望,其母竟何之。未解承场啄,谁怜空腹饥。展图一系矩,触目切深思。灾壤民待哺,慎哉群有司”,由两只孤独的鸡雏想到离开母亲之后饥肠辘辘的小鸡,进而联想到待哺的灾民,体现出诗作者身处庙堂之高而怀江湖之思,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为简单的画面增加了新的注脚。有意思的是,乾隆在裱边题诗之外,意犹未尽,还特意临摹了一件。其临仿之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则藏有一件该临作的缂丝,可以见其临作的大致风貌。临作中鸡雏的构图与李画大致接近,但其赋色与笔法已相去甚远。因缂丝是在原画的基础上绣上去的,画的风神自然已与原画迥异,无论画法还是题词均非乾隆原笔,但题词的内容则是乾隆的本意:“待饲摹李画,吾心重念之。设如歉岁值,谁救小民饥。独我诚深懼,诸臣顾共思。子与举稷语,应各慎攸司”,也是和前题一样,进一步深化其忧国忧民之思。在题诗之外,尚有跋语:“偶咏宋人名流集藻画册中李迪《鸡雏待饲图》,恻然在怀于灾壤饥民之无救也。因摹其画,即用题迪画韵成什,命泐石以示为民父母之官,题李诗并书于左”,据此可知他曾将此临摹之画摹泐刻石,以此警示那些为父母官者,时时刻刻需以民生为本,体恤民情。(图1)

图1、清·乾隆《临李迪鸡雏待饲图》(缂丝),绢本设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自然,李迪在创作《鸡雏待饲图》时可能并未有如此深刻的内涵。如果说该画是作者随意所绘,而观者深度阐释的话,到了明清时期的画家,则是画家们直接在画面中传递不同的寓意,使“鸡画”本身无需观者释读而立意自明。如同样是画鸡雏,在晚明画家梁元柱的笔下,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涵义。梁元柱的《雏鸡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绘的是一只雏鸡伫立于山坡上,作打鸣状,其题词画龙点睛:“一鸣惊人者,鸡也,而性善于人,何况未鸣而雏者乎?初音惊人者,几希矣,龙之潜也。吾侪之未识也,亦道是□矣”,以雏鸡而喻潜龙,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谓,显然与乾隆题李迪的画大异其趣。在晚清画家居巢(1811—1865)的《菊下鸡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画的则是母鸡率四只鸡雏在月下觅食,母鸡的仁爱,小鸡的活泼可爱以及一派温馨和谐的画境跃然纸上。(图2)

图2、明·梁元柱《雏鸡图》,绢本墨笔,54×27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因鸡有“五德”,故在明清画家笔下,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其中最为画家们青睐的题材便是“五德”之首:文(升官)。最早在明代“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1427—1509)笔下,就出现《加冠图》。他所绘一只大公鸡和鸡冠花,是为“加冠(官)”,以寓升官之意。画面传递的信息简洁明瞭,披图可见。可惜该画现在已见不到了,但我们从清初没骨花卉名家恽寿平(1633—1690)的《仿沈周加冠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中,可以看到画面的基本情况:一只肥硕的大公鸡立于草地,旁有鸡冠花及寿石、兰竹。恽寿平题诗云:“锦石丛花绛帻明,五云长向彩毫生。凤皇楼下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是为画面的升官寓意加上了注解,立意更明。此诗乃源自明代“吴门画派”另一画家唐寅(1470—1524)的《咏鸡诗》:“血染冠头锦做翎,昂昂气象羽毛新; 大明门外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其诗歌也有“临摹”之嫌,着实也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在清代中期“扬州画派”画家李鱓(1686—1756)的《加冠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中,除描写大公鸡和鸡冠花而外,题词部分则直白地将画意表达出来:“昔人画德禽于罗波奢下,名曰加官图,所以颂士大夫者,至矣。虽有五德,士夫身致贵显,好是懿德与不负画家期许之意焉耳”,显然是为了满足受画者的喜好而写。“扬州画派”的大多数画家,都是靠卖画为生,故其画面需要迎合市场,最大限度地传递出画意所在,反映出当时画家们创作绘画的文化语境。不过,在“扬州画派”之外,很多画家并不这样做,他们以绘画语言透露信息,而不加任何题识阐明画题,如比李鱓略晚的张敔(1734—1803)在其《雄鸡花卉图》(山东博物馆藏)中就只画公鸡与鸡冠花,题识也只署“乾隆三十三年春仲芷沅张敔写”,但其画面所表达的“加冠(加官)”之意,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图3)

图3、清·居巢《菊下鸡雏图》,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五德”中,还有表现“勇”者,以《斗鸡图》最为常见,如晚清画家鲁瀛山的《斗鸡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就是写两只怒目相视的公鸡竖起羽毛,憋足干劲直捣对方,以表现其见敌应战、威武善斗之性;也有表现“仁”者,如现代画家石鲁(1919—1982)的《双食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则是两只小鸡遇食分享、共享美食,凸显其宅心仁厚的博爱精神;也有表现“信”者,如现代画家王羽仪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是写公鸡守信报时,从不失约,折射其诚信美德。这些数“德”,虽然是赞颂“鸡”,实则是对人的美好期许,是绘画中长期以来宣扬的“成教化助人伦”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因而相比较其他题材的绘画,其感化与说教的功能似乎要远远高于其艺术性。(图4)

图4、清·李鱓《加冠图》,纸本设色,126x64.5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显而易见,在“鸡画”中,因“鸡”的谐音,故多有绘“双鸡(双吉)”者,如“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1879—1951)所绘《双鸡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即是如此。高氏尚在画上抄录唐寅的《咏鸡诗》:“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预示其吉祥之意。即使只绘一只特立独行的鸡,也会被解读为“大鸡(大吉)”,而鸡与牡丹并列于画中,则有富贵吉祥之意。总之,无论“鸡”与何种题材组合,都会被赋予吉祥之意,这是“鸡画”在生肖画中的特出之处。(图5)

图5、张敔《雄鸡花卉图》,绢本设色,144.5x54厘米,山东博物馆藏

  毫无疑问,这些不同构图、不同组合、不同题词的“鸡画”,是被人为地过度解读。正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解读,恰好反映出人们对吉祥的期盼和普遍的审美倾向,是文人绘画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象征。作为吉祥文化的象征,“鸡画”既受到普罗大众的追捧,更受到文人墨客的激赏,从宋、明、清职业画家如李迪、吕纪、任伯年到明清文人画家沈周、程嘉燧、李鱓等,甚至到近现代的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石鲁、陈大羽等,都创作过无数的“鸡画”。作为花鸟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鸡画”的功能性已经超越其艺术价值,是世俗文化在绘画中的呈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鸡画”,也就不难理解其画史中的比重了。(图6)

图6、清·任伯年《竹树雄鸡图》,纸本设色,1877年,113x56厘米,广东佛山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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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万章简介: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从事明清以来书画鉴藏、美术史研究,近年研究领域涉及近现代美术史和当代美术评论。书画鉴定方面的专家,曾师从著名书画鉴定家苏庚春,著有《书画鉴藏与市场》、《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岭南近代画史丛稿》等论著20余种;同时兼擅绘画,以画葫芦著称,被称为学者型画家,先后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作品被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朱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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