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侪求学于浙美之时，章祖安先生给我们讲授的主要是书法美学、晋唐行草、书史书论等几门课程，不但未涉及甚至大家都不了解章老师还懂印、还会刻印、甚至一出手便是“古意”十足——所以在2003年《中国书法》杂志专栏中甫一亮相，我们周围几个专攻篆刻的中青年印人无不侧目。若朱文“佛魔”、“佛魔居”、白文“金声玉振”、“或跃在渊”诸作，文人气息浓郁，内敛含蓄，浑朴自然，尤其是“使刀如笔”的感觉，昆吾游动，一气呵成，假专业刻手为之，亦未必及此。

　　奚铁生尝论：“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

　　章先生《学印自述》中有言，入手即遵马蠲翁“纯用汉法”之旨。汉印，是印学史中一支重要的风格样式，它体态稳重厚实、格调大气雅致，历来为文人所重。元以降，在艺术创作上成为主流，名家辈出，洵为大宗。赵子昂集古印为谱，便是以“古雅”为标准、“质朴”为准则，选取艺术性较高、代表性较强的汉魏时期印章三百四十方，汇为谱录曰《印史》。现在看来，其意义非凡，可以说是印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赵氏本人在为此谱所作之序中，也明确地阐发了其“复古主义”思想：“谂于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同时，又对“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提出批评，感叹“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因此，其理论上的观念确立加之图谱的导向作用，使得这种“复古”思想和“古雅”、“质朴”的审美标准成为一种思潮和参照，在整个元代印坛中迅速渗透和蔓延，形成了群体化的格局，这种以汉魏印风为旨归的思潮，也一直绵延至明、清。的确，汉印本身具有相当的高度，而且也作为一种楷模成为后世的典范、成为品评和参照的标准，由此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一条贯穿元、明、清直至现今的“印宗秦汉”思想和观念的主线，成为印论史的一条主脉络，也同时是贯穿“文人篆刻史”的轴线。熟悉章先生的学生都知道，章老师在书艺上向有推崇“古”、“雅”、“质”之思想，所作亦是古意盎然、沉着朴厚;今观诸印，与此合契，不以“新奇相矜”，正可谓“合乎古者”——若“佐韩之印”、“密云不雨”、“金声玉振”诸品，最为典型。“密云不雨”、“龙战于野”、“佛魔同体”数印，乃纯粹地道的汉铸官印之风范，讲求稳重，堂皇大气，不拘小节;“佐韩之印”，如锥画沙，线质甚是紧密，全印充满张力;“山阴祖安章”，更多地羼入了后汉凿印的急就刀法，凌厉爽劲;“金声玉振”，则略带玉印风格，凝练雅致，温润大方。

　　众所周知，历来文人治印甚夥，早至赵宋，即有米芾自篆自刻之实践(《书史》自谓：“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沙孟海先生《印学史》故称其为“第一代印学家”，其后赵子昂可能也有自刻之实践(陶宗仪《辍耕录》载：“赵魏公私刻印‘水精宫道人’”;《印法参同》载：“赵松雪篆玉箸，刻朱文”;单国强《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录大德十年赵氏所书之信札有言：“非国宾相知，不敢及此，名印当刻去奉进。”)至于会稽王冕，始用花药石刻印(刘绩《霏雪录》载：“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自山农始也”;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王冕以花蕊石刻之”;朱彝尊《王冕传》载：“始用花乳石治印。”)已成公论。非专门家，文史学者、书家、画家，乃至政治家，偶涉此道也不在少数。一般情况下我们当然也不会以篆刻家的作品标准去衡量，但这也并不妨碍其间“高手”层出：以其深厚的修养和学识、宽广的眼界及敏锐的眼光，来带动作品的整体格调和内在气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层面上的限制——换言之，“副业”的成功并不是偶然，“主业”之积淀使然。章祖安先生之印作，我觉得可称作典型的“文人印”：章之书法着重于如何将手腕之力转换为书法线条点画之力度，记忆尤深的便是先生曾为我们示范《石门颂》，《石门颂》之线条与汉印白文颇有近似之处，章先生以绞转裹锋之笔法将《石门颂》的凝练厚重表现出来，这种扎实而略带“涩”味的线条正如我们在许多的汉印中品味出来的那种质朴、古雅。而讲解和示范《书谱》之细节和局部的笔法时那种精致、巧妙的手腕动作变化，亦能在数方朱文印之起、收、转、折处体现……故窃以为，书印相通，章作显然，“佛魔居”、“章秋农”二印可证之。“佛魔居”一印，“佛”字右部连续转折之变，“魔”字中部多组平行线条之变，以及诸字起笔略按，如顿笔回锋笔法，收笔略提出锋，似悬针笔法，故全印笔意浓厚，气势畅达。刀为笔，石如纸，不由让我想起赵之谦论印有“笔与墨”之论(见“镜山”朱文印侧款)，章先生似乎深谙此“书写意味”之表达和感受……“章秋农”一印，犹如散氏盘一般的浓重扎实的线条挥运间，辅以微妙的提按顿挫之节奏变化，细细品之，后味无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章先生与我辈十五、六岁开始学印不同，他是在六十余岁始攻篆刻，这可以说是常人“歇刀”的年龄段，通常情况，花甲耳顺，眼力不逮。但这一点我倒并不担心，因章老师无论眼力还是体力，皆好过同龄人，甚至可与小青年比“扳手腕”，圈内尽知。唯一让我意外的是，章老师刻印居然完全不同“常例”：欲制一印，必先备石数方，一稿多刻，往往七、八印，一气呵成，几乎不改——我们一般刻印，多先推敲印稿，反复修改，印面格局基本满意了之后即挥刀一遍而成，再视情况多次修改，乃至完善。或者，一蹴而就，亦能有成功的“偶得”之作，但“无意于佳乃佳”的概率毕竟相对还是较低的，可遇而不可求。但章老师这样的一种类似于“同质”的“反复性操作”，却极为鲜见，我也一直心存疑惑，每印若此，岂不费时费力耶?越数年，参加象山校区毕业典礼，遇章先生，礼毕同车回市区，乃问之，章先生抚掌笑曰：皆是如此刻法，前二、三方是热身，待逐渐进入状态，成功者往往是第六、七方。片言只语，却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们常规的创作，皆是“一线式”的，章老师却似乎是一种“散点式”，即：在多重的、平行的“反复”中以状态之高低来取舍，章自谓是“笨办法”，我却突然觉得更象是一种大智若愚?杂志当时所刊之“山阴祖安章”刻制过程，我认为除第一印尚有纤弱之弊，其余数印都可算做成功的——状态和感觉的微妙差异，带来作品最终形式效果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我更愿意看作是“风格”方面的调整而不仅仅是“状态”上的取舍。换个角度说，以我的立场倒并非是有严格的、不可逆的“热身过程”和“正式成品”的顺序，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基于即定的形式(印稿)往同个方向不同角度的尝试和发展的创作模式?所以，有的作品，个人觉得“热身”阶段的未必不如“正式”的成品，制作过程的“顺序性”也未必就是意味着终结点即为“最佳效果”，那末，某些“生”的状态有时候反而也能够促成另一种“成功”的结果。不知章老师以为如何?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

作者：沈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