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黄国武的《金龙宝地》，并非《金龙宝地》曾获得某种奖项——时间推移，类似的这种故事的意义早已被人遗忘，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有人愿意致力于“获奖艺术史”的研究，那肯定是引人入胜的工作—之所以忘不了《金龙宝地》在于，它唤醒了我记忆中之于我意义非凡的某些经历，我嗅到了熟悉的泥土、青草腥涩的气味，还有与湿漉漉的晨雾融化在一起的懒洋洋的炊烟，相抱相拥的相思树在黄茸茸的一片花海中似乎迷失了所有的绿色，在如昼的夏夜，一只青蛙跳到水中了，于是，那凝静的池塘就晃荡成无数白银的碎片……那是我生活中曾经有过的天国。但正如加缪所说，“返回幸福和青春之处是困难的”，或正因为如此，回忆的况味于是变成了生存珍贵的慰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龙宝地》以幼稚然而充满感性的方式，导引一个寻梦者重新进入一个不可复制的辉煌的情境。

　　在《金龙宝地》之后黄国武的作品中，寻求类似的经验也许注定是一种困难的历程。这位早慧的艺术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画了许多“大人头”，它们大约无一例外保持着那种我们非常熟悉的痴呆的表情样式，这种“痴呆”的尊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很容易找到其当代艺术的族类。虽然，我至令仍然未能明白这种选择的真正动机，但我总觉得，如果荒诞感仅仅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空间距离，并且，这种距离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允许进行无限量的“复制”的话，那么，“荒诞”与“滑稽”只有一纸之隔，其意义未免太过于狭隘了。它以曲意解构或抽空对象灵魂的方式来达到对“现实”的反叛，一旦“反叛”走入了数量重复的境地，所谓“反叛”也就很可能变成对“现实”另一种形式的赞同，而这，恐怕也正是当代“前卫艺术”无法回避的命运。

　　这里收录的旧式人物画，显然仅仅是黄国武对当代艺术问题进行持续不懈地探索的“副产品”，它们在总体上所体现的类型化特征，在低额高鼻的仕女图像中获得了相当充分的体现。在明代陈洪绶那里，这种面相识别符号可能是构成其人物画风格化特征的有效手段，但在当代自命为“新文人画”的画家族群以及他们的追踵者那里，已经通过一种无节制的重复再现，将其作为绘画风格的符号识别功能冲洗得荡然无存了——我甚至担心，在80年代后期奇迹般地出现并迅速泛滥于画坛的这种“公共风格”，很有可能作为这个时代的某一类中国画艺术家想象力衰竭的表征而载人史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批作品在黄国武这里只是偶为之作，但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在“大人头”系列中温习的类似的经验;他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成熟的华丽的没骨技巧，在此之前完成的那些冠以“都市水墨”题称的习作中，也能够找到一脉相承的痕迹。不错，他试图还原风花雪月的闺阁脂粉气息，并对古老的隐逸文化中的名士风度保持观赏的态度。如果说，《金龙宝地》真实地记载了黄国武少年时代曾经亲历其境的粤东乡村生活的印象，那么，“大人头”、“都市水墨”包括这批旧式人物之作，则是黄国武进入艺术家队伍以后，真诚地介入时尚的行动记录。稍为不同的只是，后者无非表明这样一种自我调适的心态—他需要在紧张地追踵时尚的过程中找到一种与时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的“休闲”方式，于是，所谓中国画艺术的“底线”书法性的线条风格——在这里被放弃了，“粉”的运用为其自然流畅的水墨确保了明确的语言结构边界。在这里，他无需为图式的设计和语言的选择寻找任何据说具有文化颠覆性或者文化针对性之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换言之，他确切地在一种得心应手的技巧的自由挥洒中获得了身心的满足。

　　显然，正是这种选择休闲的心态有效地消弭了黄国武在前述“大人头”系列和“都市水墨”中暴露无遗的语言紧张感，他的闲适，确实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宣泄的媒介。而且，毫无疑问，闺阁脂粉和隐逸名士，肯定能够继续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营造微妙的视觉悬念，这就正像美女、名车是广告词典中永不寂寞的词汇一样，鱼与熊掌兼得的方案毕竟更为贴近国人的审美消费心态，只不过，叙事形态和语言技巧不同而已。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当代影视文化对以清官生活为中心的历史题材的迷恋已经达到了合法泛滥的极限，但绘画仍然不约而同地以重复叙事的方式追赶这趟热闹。观众和读者需要这种热闹，或许这就是最充分的理由。但面对这种景观，如果我们不打算放弃批评的责任的话，我们似乎不适宜以“无聊”一语以尽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提问：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除此之外，绘画艺术还有什么更大的能耐和作为?我们既然可以用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关注中国画艺术的当代发展的语言“底线”，用充满欲望的眼光探询某家某作在拍卖会上的价位，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反问：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究竟离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责任有多遥远?

　　黄国武这批作品的收藏价值，或许也正是在这里。它与始于《金龙宝地》的一位当代中国青年画家的创作历程构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视觉框架，细心的读者从中不难窥见到十数年来这位青年画家对各种各样的文化热点，包括市场经济对当代艺术的挑战自然而然的反应，这也就是说，包括黄国武在内，所有艺术家都无法自外于他们置身其中的文化情境，尽管强调精神独立和创作自由是发自当代中国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最强音，但事实上，在艺术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毕竟只是小心谨慎的自我调适和温情脉脉的自我抚慰，特别是绘画，它远还没有达到在精神上真正激动人心、在行动上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0年12月17日于青崖书屋

　　文/李伟铭

作者：李伟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