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什么时候被称为书法的，我没有考证，相信命名的时日最早早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朮"的时期。在中国特色的历史上，找到书法命名的时间，也就找到书法内容的全部。但是关于汉字的书写，比如甲骨文、金文，秦汉之前的多国文字书写，我们总能给汉字书写界定时期。而文人书法作为汉字书写的高峰时期，把它推举到历史高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给它打强心针，看着它苟延残喘，延续生命，作为孝子贤孙，尽管尽了心力，守了孝道，但不地道。我们在场者，勤来勤往来到ICU病房，枉然劳费了大好的笔墨纸砚——砚台只在拍卖图录上还可见到，更多是附庸风雅的摆设。

　　书法，武断地说，它和母语社会有着全然的联系，但不是全部。在古代，皇帝创立科举制度，书法作为首选答卷的媒体，自自然然表现得温良恭俭让。学子们心向往之，毕求法家之正书，士大夫权衡利润，自然少不了封神成圣，王羲之就是圣人之一;之二是颜真卿，笔下大唐帝国江山气象毕现，这为汉武大帝和大儒董仲舒挣得了历史脸面，为士为书，不失文人风骨。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承担了皇权共同体隐秘的和间接的统治作用。皇帝设立了宣和画院，把历史上的天才集中起来供养之，传承诗书画印。古代文人做官是要脸面的，以书生法，写诗作画，但诗书画印总脱不了汉字艺术。其中，诗是最高级的，通天地良心;书第二，通天地良知。

　　上下千年，古代文人士大夫建立书法制度，潇潇洒洒，张弛有度而不失法度，说白了，宿命常在，日复一日。回到上世纪，先知先觉者突然大梦初醒，惊叹中国遭遇三千年一遇之变局，上了世界文明的贼船，百年之后，我们说的全球一体化，全部都在进程之中。又是日本，井上有一率先垂范，在书法的边境上展开功击的行动，制造骇人听闻的现代书法事件，成最后的绝响。我们犹疑不定，瞻前顾后，忽然奋起，步步追随，走过近四十年称为中国现代书法的表现之路。边境线的行动，唯一的价值，自证书法控制力的强大和书家去身份化的勇气。其实，本来就没什么"士"的身份可言，这也是另一种面子的讲究而已。很有点儿阿Q精神，不是吗?革书法的命。现代主义化的书法家便是。

国际美术评论家联盟举办日本大会纪念展"井上有一《贫》"展

　　很明显，我们忽略了常识。书法也好，甲骨、金文也罢，脱离不开的是汉字，我把其称为客体;同样脱不开的是书写者，我称之为人。书法在今天，其功能的丧失不言而喻，而作为书写主体的人，需要调整的是作为人的表现姿势。

　　从根本上讲，书法建立起了一种艺术惯例制度，打造了一个向历史开放的安全区。诚然，在安全区内的工作，更像一个信徒，持守圣礼式的态度，无非说明书法具体强大的历史力量、持久性和稳定性。但是它使书写者在当下的生存处境中，丧失了自己，丧失了汉字书写作为艺术语言的一种形式，它与生俱来揭示生命意义的能力。而人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建立在作为人的存在意义的创造之上的。

　　古今对比而言，书法书写的出发点，无论精神和现实语境，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发点不可能相同，忽略了这一点，可以说，也忽略了自我的生命，陷落于一种貌似真实的空洞之中，是非人性的不在场的表达。既不创造意义，也不创造内容。书法在当下的现实中，能够给出现实的，也就是书法意志的奴役。

　　毫无疑问，人是具有可知性的动物，每天每时，人都面向着未来而不是过去。人的生命向历史开放的同时，是为了更好的地向未知开放。文人士大夫为了创造书法辉煌的历史，但必须明晰，文人士大士也带去了属于他们表现的历史阶段。在前不久接受《艺术周刊》关于汉字艺术专题的采访中，我表达了个人的观点：

　　汉字艺术完全有理由越过日本上世纪开启的基于书法艺术的书法边境线上的实验。这是一条继承创新的顺延关系，将书法对象化、在书法边界上的一种对话表现。事实上，近几十年大部分进行汉字书写实验、探索的艺术家走的是这条路子。

　　而汉字艺术最大的可能，是把汉字的基本属性对象化，而不仅仅是书法艺术对象化，实现汉字艺术的视觉转换。汉字来自于自然，人同样来自于自然，人和汉字都是相通的，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个性，我们需要从汉字的符号化和人的符号化这一生存处境中，理解汉字，理解人的意义，以期在视觉的表现上，尊重汉字的个体属性，实现去象征化和符号化的汉字艺术表现。

　　同样，我和艺术批评家熊云皓先生交流时，谈到了以下几点看法：我们所谈到的汉字艺术，从书写上理解，1，首先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谁书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決，其他无从谈起。2，怎么看待书法问题，我提出书法对象化的解决方案，可以从意识上越出书法。3，汉字对象化。我想汉字书写、汉字艺术须在尊重汉字单字字格的基础上与个人发生联系，才可以越过日本在书法边界上的行动。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牧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