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人物画，在当今繁杂艺术形态共存的多元格局中，如何既有能维护中国画文化种姓的有效能力，又能与时俱进地准确表达当代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这一直是近百多年来中国画家致力求解的课题。韩国榛先生的创作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水墨人物画在现代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极富意义的个案。
　　韩国榛先生曾师从赵望云、蒋兆和、叶浅予诸先生，在中央美院任教多年，其间担任中国画系副主任、水墨人物画室主任、中国画系主任，学画、作画、教画，其艺术道路始终处在对中国画主动进行宏阔关照与冷静突破的轨迹上，对中国画命运始终主动保持着深切的关怀。
　　韩国榛的学艺为艺语境，传统笔墨的理念与程式已不再居于一统性质，西方现代艺术的思想与技巧已经成为中国画人所无法逃避乃至要主动接受的艺术营养。每一个中国画人的选择，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和中西而为新画”的诉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水墨艺术的走向都被进行过深入的考量，其时正值韩国榛毕业留校任教，出于学术研究需要，他开始扑进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古代哲学的天地进行补课，古典哲学的侵润奠定了韩国榛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重塑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个体内在秩序与社会外在秩序及其相互间的协调统一的设计，使韩国榛尤其强调个体德性修养与绘画的关联，做人先于绘画，人生修炼和人格境界，是产生艺术境界的前提。在传统哲学所设计的人生秩序里，艺是修身的重要阶梯和重要方式，是个体道德生命的外化，道德理想的重要载体，反过来又反哺个体德性修炼，助推个体生命的完成与完善。韩国榛完成了文化心理上与中国传统文脉的对接，提倡重新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尊崇以老庄思想为支撑的“中国艺术精神”，把笔墨纸砚等绘画媒材的性质神圣化甚至生命化，他奉信，中国画的笔墨是“人类高级心灵的肉身化”（宗白华）。艺术之道就是为人之道。这种强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文化使命感，使他的绘画实践因之超越了纯粹个体自我的意趣满足，而背负起发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的重担。这是韩国榛绘画的出发点与终点，也是进入其绘画的路径。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声画形，君子小人现也。”先贤扬雄的这几句话韩国榛十分推崇，诚意正心，在传统价值观所设计的个体成长阶梯上居于万事之基的地位。韩国榛的诚意正心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精神的首肯，发而为艺术，则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贯彻。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结晶，韩国榛通过表现古今人杰切入中国文化精神。他笔下的人杰，既有老子、庄子、苏轼、曹雪芹、鲁迅、蒋兆和等在史册上留下耀眼足迹的名人巨子，也有那些被历史话语所忽视甚至遮蔽的古今工匠艺人。频频为古代不知名匠人绘像成为韩国榛的重要艺术选择，在他看来，这些古代匠人亦如那些文化巨匠一样，是古代艺术精神的代表。韩国榛近作《涅磐》表现了一个古代石匠的生命升华，韩国榛说自己本想命名为“向古代艺术家致敬”。他笔绘古人今人，都是对其现实命运的想象、追忆与诗化处理，在对现实与历史的解码与编码中，贯穿着对“做人”的永恒的思考和表现。中国艺术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优秀的艺术，不仅仅表现为形式、内容、美感，亦是一个德性人生的重要发现与追寻。
　　在这种文化使命感的关照下，韩国榛笔下的文人圣哲不再是一般中国人物画那样表现为逍遥自在、悠然自得的高人逸士，而都负载着一种厚重的历史命脉承担。因此，在塑形古人形象时，海阔天空的想象性描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承载韩国榛胸中块垒，还原人物置身的历史语境，成为韩国榛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一条艰险的朝圣旅途。他着意于表现古今人杰因为专注、卓绝的人生追求而挣脱流俗之积弊、高蹈超迈的人生气象及不为时世所认可的历史命运，这使他的作品氤氲着浓厚的悲怆氛围，有一种悲剧的崇高美。这是对古典中国人物画境界的超越。韩国榛赞赏那种“虽千万人不往尔吾独往”的人生担当，及其伴随的宿命般的孤独与隐忍。他的近作《万户》里，万户已不仅是人类飞天梦想的先行者、火箭科技的先驱，他更是人类超越精神的象征，因为终极理想而进入无我之境的精神化身。《大匠的午餐》中，他特意在画的前景画了古代石匠的孙子——一个小孩子凝视着画外，凝视着观者，对今人产生逼问。这种反思性构图思路的强调，有效地浓烈着其作品的悲怆美，也使得他的作品强烈地介入了当下现实生活，揭示了现象背后的真谛与本质，表现出高于形而下层面的理想诉求。其笔下人物因之血肉丰满，撼人心魄。虽然韩国榛尊崇道家“坐忘”境界，但他其实已是“不忘”，于人类命运是“耿耿于怀”，一种儒者的胸怀。
　　境界表达上对古典人物画的超越使韩国榛在表现形式上也突破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主体套路和形象程式。近百年来的探索表明，在注重笔墨意趣的同时重新厚实写实功力是中国画重振的一条有效途径，韩国榛学艺道路上的几位老师都是国画写实主义的积极探索者和卓有成效者。新中国的写实主义既是借鉴消化西方造型方法后的创造和收获，更是一种面向生活的创作原则，在保持笔墨韵味浓厚的同时与现实生活产生紧密的关联，力求准确再现事物的整体特征和本质生命。在“得意不忘形”基础上，韩国榛对中国水墨材质本性也有了非同一般的理解和运用。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具有造型之功用，而且承传了文化的生命，它是一种文化礼仪和民族符号。一个画家艺术成就的高低，归根到底是由笔墨决定的。在韩国榛这里，中国水墨是人类画材中最敏感的材料，毛笔是最敏感的画笔，宣纸是最敏感的纸，毛笔在纸上接触时抑扬顿挫如舞如乐，都能精致表现画家意绪和思想，流露出画家的人格状态，因此中国水墨实际具有四维属性，对画家来说永远具有挑战性，最古老又最现代，它实际是人类高级心灵的肉身化。这种独到的理解和悲怆的情怀使得韩国榛的作品用色很少，笔墨以渴笔逆锋为主，有古拙沧桑之感，背景多以枯木坚石，追求抽象形态的方圆节奏和虚实节奏以及视觉力场的抽象经营，既震撼人心，同时也具有音乐与舞蹈般的美妙视觉。中国文化的独有熏陶使韩国榛表现的悲怆又不同于西方悲剧激烈冲突，而呈现为一种深沉，整个画面风格浑朴纯正，单纯而丰富，焕发出奇异的魅力。
　　在这样的意义上，韩国榛的水墨人物画是否可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人物画？说其新，是因为其在美学理念及表现程式上已经与传统中国绘画有了融西入中的演进，说其古典，是因为韩国榛在个体人生信念、修养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守至笔墨韵味的追求上，都非常本色地发扬着中国传统文脉。他的绘画，是基于当代多元格局重建现代性民族价值的需要与自觉追求。他秉承着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表达着自己对社会的真诚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期望。他的绘画实践，亦如他笔下人物一样，不是迎合某种利益的驱动而为，而是基于社会良知的自觉行为。因而他能甘于寂寞，不随流俗。他师法造化，而默识于胸，其笔墨饱蘸人本主义情怀，其绘画实践无论是在对人物精神风貌的把握上或是在造型的运用上，都具有独立性的价值，开辟了一片表现古代人物的笔墨新天地，体现出了传统笔墨的建设性转型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巨大历史遗产的民族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