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细看这幅《可可园中的归侨姑娘》，心中总会惋惜叹气。它被寄存在仓库十多年，由于广州的湿气和高温，使之失去了颜色原有的光彩，画面就像蒙上一层浓重的灰尘。而当年，它是多么鲜明夺目呵!

　　从1969年至1984年，在海南岛生活的十五年中，则驹画了很多写生。画过风景、人物，画过素描、水彩、油画。他写生的沙滩礁石海浪，轻轻摩挲画面，手掌会真的摸到沙子，那是因为他坐在海边，海风把沙粘到油彩上了。

　　那是1982年的夏天，关则驹到海南岛中部的兴隆华侨农场去写生，他坐在可可园里画阳光下的可可树，画那长在树干上比巴掌还大的可可果，一片一片地画叶子。一回到家中，便立即坐在地上把所有的，还未干透的写生习作，一幅幅摊开，还心急地叫我快过来看，可我却被他的后颈和肩背的变化吓了一跳：在一大片乌红的晒焦了的皮肤上，像撒了一把白芝麻似的冒起一片密密麻麻干了和未干的小水泡!

　　那是被烈日灼烧出来的，他竟能那样地坐在可可树丛中顶着热带的烈日去画!难道没有感觉?为什么不戴顶草帽?为什么不穿上外衣?……责备已经无用。给那片焦红的皮肤抹油时，疼得他“呲”地一声缩起肩膀。

　　他画《可可园中的归侨姑娘》这幅画时，我正在粤北瑶寨采风收集创作素材，回家后一眼看到画已挂在了墙上，我随手放下行李走到画前。

　　画面上的一切把我掳住，我感受到生命的热烈，感受到一种渴望的情绪。我很感动，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但我记得他说：“我是在室内画的外光!” 我听得出他不加掩饰的自负。

　　是的，模特是站在房间里的。是他的写生体验和带回的习作，帮助他在室内创作出外光的效果。他的感觉和理解融在了一起，融到了颜色里，他画出了在树荫下，阳光透过可可树折射在女孩脸上、白衣裙上和手臂上的光和色。

　　我只是觉得，阳光赋予了大自然生命，他却是大自然里渺小的个体。他很简单，只是在寻找，寻找大自然中另一种吸引着他的生命的共鸣。

　　我相信，阳光也赋予了色彩生命。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也与我一样喜爱这幅画，因为，它被选送到北京全国美展后，仅是我们知道的，便有二十多种国内的报纸杂志转载和刊登了这幅《可可园中的归侨姑娘》。连《大公报》美洲版都登载了——这是一位朋友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告诉我们的。

　　几年后，它被送到西德参加多特蒙德艺术交流展。后来收到主办方寄来的一份德文剪报，上面附有一段中文翻译：“关则驹的作品被评为一等奖。”这是来自陌生远方的纯粹而毫无功利因素的评价，我觉得很珍贵，至少为了则驹那被晒焦了的那一大片皮肤。后来为则驹整理艺术年表时，我把它收录进年表中。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四十年前我们刚刚有了自己家的时候。有一天他翻开一本画册，告诉我这是谢罗夫的《女孩和桃》。

　　那是我第一次接受他的油画知识启蒙。我觉得画中女孩的脸色有点怪，便说：“这女孩的脸怎么画得绿绿的，不好看!“

　　他反应强烈，说这是画册里最好的一幅，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幅!

　　他说：“女孩的脸上那么美的透明的冷色调，是阳光从她背后折射出来的。桌上桃子的新鲜的毛茸茸的感觉;女孩搁在桌上的双手肤色细嫩透明，仿佛能感觉到温度和血液;这都是因为阳光。画面是那么清新，你能感觉到空气在画中流动，一定是写生!只有写生才能画得出来。”

　　从此，我学着去看明白色彩的美。

　　我喜欢则驹作品中逆光的暗部，他画得色调通透高雅。当我这样称赞他时，他告诉我，这逆光的暗部，他画进了很多颜色。

　　几十年看他画画，看惯了，好像就应当是这样，就这样在绘画中感性地、直觉地、细致地表达对光和色彩的发现、理解和感受。并且一定能表达好。

　　他自我解析道：画画不必复杂，也不必故作深刻。

　　所以，感性、直觉、单纯，对于他而言，是自在的境界。

　　这一次写生，他还画出另一幅风格不同的《可可园》。问他为什么同一个题材和素材，要画出不同风格的两幅画来?他说：“热带的太阳强烈到把我的后背都晒焦了，我就是想用强烈的净化的色彩和平面装饰的效果，来突出海南岛的热带风情。”还说在画的过程中，他想到了在塔希提岛上的高更。

——摘自画集《独行者 · 关则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