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衡阳市博物馆，一个突如其来的展览彻底打乱了我对乐伦的认识，这个展览就是“人在中途——林乐伦书画展”。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乐伦是个书法家，是个温文尔雅的书法家;看完展览，我才知道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将一只脚迈进了绘画的大门，并且以他那青花风格的绘画征服了众多观赏者，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想，这个展览对于他，或者对于我们，其意义都将大于展览本身。也许经过多年以后，当我们老得只能柱着拐杖面对乐伦的画作时，我们仍然会回想起许多年前那个遥远的展览。

　　我与乐伦大约相识于1991年，那时我刚刚踏上书法这趟列车，屁股还没有座稳。在临近火车站的一次书法讲座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乐伦，他是讲课的老师。当时听人介绍说，乐伦书读得好，不但字好，文章也好。那堂课我听得很认真。第二天，我带着我的一件习作去了乐伦的单位，想请他指点一二。我找到了他，他正在开会。他从会场出来，匆忙说了些意见，又赶去开会。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乐伦当然不会记得这么多了，有谁还会记得1991年下的一场普普通通的雨呢?

　　自那以后，由于我的懒散，我和乐伦见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稀稀拉拉的，每逢书协活动我们才有机会凑在一块，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乐伦的关注和了解。我倒是想，他对我可能不会那么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个无话可说的人，我常常用沉默来回答我对这个世界的疑虑和忐忑，仿佛心里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隐痛。一次，我和乐伦一起去参加“南岳书法论坛”的筹备工作，车行至半山腰，大家坐下来休息。我从车里爬出来，不声不响，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凝望着浩瀚起伏的群山。乐伦一旁看着我，觉得很纳闷，于是对我说：“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心里一怔，感觉自己像个被人识破的小偷，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此时此刻，竟然有人将我如此看透，想到这，我心头禁不住一阵暖流涌过。说真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发酵了很久，它拉近了我和乐伦的距离。乐伦成了我心灵相通的朋友。

　　乐伦在画画以前，已经是个很有建树的书法家了，出版过《走近书法》、《曾熙》等专著，还主编过《衡阳历代名家书画集》。至于他什么时候正儿八经画的画，我不得而知，也无需知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将自己最挚爱的艺术埋在心底，不会轻易在人前炫耀，就像我读小学时暗恋的一个女同学，她至今尚不知道我曾经是多么地喜欢她，尽管我有过对她表白的机会。所谓爱之弥切，藏之弥深，仰之弥高。世上有很多事，大抵也是如此。不过，后来听乐伦说，他之所以画画，是为了让他的个人书画展内容更丰富更好看。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我觉得，除非他不是从心底爱上了绘画。

　　作为一个画家，乐伦心里其实是有着充分准备的，我想。孩童时就能画太阳和向日葵，高中毕业后又学过一年的素描和速写，更为重要的是漫长的书法学习和功力积累，造就了他异于常人画家的秉赋和能力。他或许在暗暗地使着劲也未可知。问题是，究竟是乐伦选择了青花绘画，还是青花绘画选择了乐伦?我当然不知道。艺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总会有它自身的道理。我只知道，乐伦把自己的创作首先建立在视觉快乐之上，并作为他绘画的一个方向。这种快乐一方面来自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他一贯的轻松而恬静的艺术风格，生活气息非常浓郁。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他创作于2011年的《独立寒秋图》、《知足常乐图》和《婴戏图》等作品中。但是，如此理解乐伦的绘画无疑是肤浅和缺乏远见的。从他同时期创作的《青花山水图》、《青花岁寒三友图》和《青花高士图》等作品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明清民窑青花山水绘画在造型、布局以及色彩的渲染上对他的深刻影响，构图简练，以意布局，线条潇洒酣畅;既严谨工整，又质朴生动;寥寥几笔，形象便跃然纸上。在他的画中，每个形象都包含着文化层面上的暗示与联想，具有十足民间化的通达与自由，空灵素雅，简淡幽远。他的青花山水不是去描写外在物像的真实，而是表现生命真实的山水，是一种精神山水，也是一种符号山水，与中国文人画崇尚“简、空、虚无”的写意传统一脉相承，恰恰又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不谋而合。诚然，所有这些如果离开了笔墨——中国绘画的核心元素，一切将无从谈起，乐伦深知这一点。但瓷上绘画和纸上绘画在笔墨上的异同，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别也令他费尽心机，以他对书法的深刻理解，我们在他的画中看见了他的游刃有余。我们同样也看到，在继承青花瓷画的技巧方面，乐伦是高明的，却不是唯一的。历史上，陈洪绶、华岩、黄慎甚至八大山人等文人画家都或多或少从民间青花瓷绘中吸取过有益的养分。但乐伦将瓷上绘画完全变为纸上绘画，正显示出他超人的胆识和才情。当年毕加索因了非洲土著艺术而成就他那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艺术，乐伦以他那驾轻就熟的青花绘画又将为我们开辟怎样一番艺术新天地?

　　法国画家高更说：“一个人的作品就代表那个人本身。”透过乐伦的绘画，我看到了一个安静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经历道风禅雨的长久沐浴，他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素朴和超脱?心灵的天空何其辽阔。当我们面对一个人，就像仰望伟大的上苍，总有一股力量让我们热泪盈眶!在六月的一个灿烂日子，我又一次走进了乐伦的画室。他更勤奋，也画得更好了。一幅幅佳作喷薄而出。我隐约感到，他的画风有了些许改变。我发现我深深地爱上了他的新作《向日葵》。在画中，一朵向日葵占据了画幅的中心，没有蓬勃向阳的花瓣，只有几瓣下垂的暗黄色，弯弯曲曲，若明若暗，强劲有力。在它的周围，只有三两朵小小的向日葵陪伴，几许孤独，几许忧伤。哦，向日葵，太阳之光!1887年，它是凡高的生命之火。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古代的一位国王。有一天，为迎接得胜归来的将士，国王站在山顶，望着山下成千上万欢呼雀跃的将士，国王哭了。身边的大臣对国王说，将士们打了大胜仗，国王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哭了呢?国王说，我一想到我们可爱的将士一百年后都将化为尘土，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突然理解了乐伦的《向日葵》，它不是现实中迎风招展满面笑容的向日葵，它是生长在乐伦心底的向日葵，是最富于存在感的向日葵，它更是我的向日葵。

　　1914年，德国画家施密特.罗特卢夫在接受《艺术与艺术家》杂志采访时说：“谈到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纲领，只有无可言喻的渴望，渴望紧紧抓住我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东西，并且渴望为它找到最纯粹的表现方法。”无独有偶，五代画家荆浩在其天才论文《笔法记》中提出了“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观点。两者说法不同，本质上殊途同归，即是说画家应该从内在的需要出发，寻找内心中最真实的表达，画家作画，是为自己的心灵留影。乐伦经常跟我谈起：“艺术要听从心的呼唤，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与神灵交汇的地方，艺术的最佳状态是回到人性的本真和原点。而要做到这一点，画家必须抛弃一切俗物的缠绕和诱惑，让内心回到孤独的状态，沉潜到艺术的海洋。”他又说：“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我若不抓紧时间搞些创作，更待何时?至于名利，那不过是天空中的一朵浮云，偶尔会飘过我们的头顶。”我有时跟他开玩笑说，假如世上没有了艺术，你会怎么样?他说：“艺术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了艺术就像没有了生命。”这又让我想起凡高说的一句话：“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

　　据说，禅宗将追求真实的人称为“乞儿”——托钵行乞天下，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只有那些不为表面事实所遮蔽的人，才会如乞儿一样追寻。曾经有一位僧人问师傅：“莲花落了吗?”师傅回答说：“莲花并没有落。”花开花落，只是表象，而真实的莲花是永远不会凋谢的。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林乐伦就如同飘泊在天涯的命运乞儿，他的心中有朵永远不落的莲花，因为这是他生命的真正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