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之先生的油画风格，注重画面布局，意境深远；造型精准而活泛，讲究大色块的整体效果，且变化丰富微妙，技巧精湛且耐看。黄显之认为“作画前体验、感受对象的意境很重要，画画就是对对象体验、感受的反映和发扬，你得把自己的情绪酝酿得高高的，并一直保持到最后”，即使是写实，也不等于照抄对象，紧紧抓住描绘对象的某种神韵，才是关键——这里亦指出了写实与创作的辨证关系。他的许多风景画中也显现了对描绘对象意境的整体把握和色彩的丰富表现，如《四川梯田》、《嘉陵江畔》等作品。

本次上拍的《嘉陵江畔》保持着法国现实主义风景写生的特色，库尔贝雄壮有力的风景表现风格对黄显之有着很深的影响，而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也是黄显之重要的艺术启迪方向之一。树干的疏密组合，以及受光背光的冷暖表现，均显得繁而不乱；树枝与空底虚实构成产生一种装饰之美，树冠带有装饰风格的表现。树干灵动，树冠浓密，生机勃勃，整幅画面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节奏感。此外，整幅画面明暗对比强烈，醒目明快，体现出典型的法国艺术中对于生活、世界以及生命欢快的祝福，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在对现实的感悟中寻求着审美的节律，即写实又概括。

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吕斯百的名字时常以美术教育家、油画家和美术活动积极组织者的身份出现于报章，其个人经历也与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的风云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年因徐悲鸿推荐，吕斯百毕业于里昂国立艺术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回国后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作为徐悲鸿的弟子，他致力于学院派教育，重视素描和写生等绘画基本功，推动西画之本土化、民族化。在二十世纪最为动荡的年代里，他直接触及中国艺术的现状，推动和发展徐悲鸿写实油画体系，成为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先行者。

1934年，吕斯百与欧游巡展的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同船归国，回中央大学任教，成为徐悲鸿办学的得力助手。两年后，吕斯百、吴作人与时任杭州艺专的教授刘开渠在中央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三人展，展出他们多件旅法以及回国的作品。吕斯百《初春之晚》即是这次三人展览的展品之一，当时同样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张安治观展之后，在1936年6月11日的《新民报》，发表了文章《作人斯百的书画》，文中描述这件作品中“迷雾的远山，新绿的草原，充满温暖而清新，渊雅与和平的生命；令人想象露珠的光明和画眉的歌唱。”并称这是他最爱的吕君风景作品。

余本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留洋油画家，也是广东美术史，乃至中国美术史上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家。西洋油画进入中国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而中国油画在风格上的自觉，并形成自己民族风格的历史也仅仅不过百余年。然而，在这些早期的留洋油画家中，论中国风景油画的早期探索，则不得不提到余本。

《新会城景》为余本风景画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创作于1961年，余本归国后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怀，先后与吴作人、傅抱石、关山月等名家结伴至广东、黑龙江、山西、陕西及西北各地深入生活，使他的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新会城景》便是于这一时期描绘广东新会的得意之作。新会是广东历史上文风最鼎盛的地区之一，有“东莞拳头新会笔”之美誉，岭南大儒陈白沙、维新领袖梁启超、历史学家陈垣等均出自新会，是岭南学派和岭南琴派的发源地。此作取城中河边一景入画，寥寥几笔便以酣畅之势呈现出新会的城市风光。此作也经权威出版物发表，实为难得一珍。

余本作品中多以底层劳动人民为主，在他看来，这个阶层更能够贴近于自己的艺术观念。因此其作品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格，如创作于1951年的作品《渔民生活》。彼时正值香港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普通民众的辛勤劳动，均为香港带来了无限的活力。画面中阳光下蔚蓝的水面上，渔民有的依偎在船篷，有的立在船尾，艺术家通过色彩大胆的使用，烘托了当时对美好生活的感受。

一直以来余本对于其香港生活并非如意，因此他一直希望回到祖国。在此幅于1952年创作的《风景》中，艺术家描绘了一个温馨的村庄。站在山坡上遥望远方，黄土、绿树，以及安静的村庄还是一如既往的沉寂，画面中似乎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浓浓的思绪漂浮在山头，那仿佛是艺术家正思念着山那头的家乡。

胡善馀最早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师从林风眠与蔡威廉，接受了现代艺术的熏陶。在二十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胡善馀于1932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1935年学成归国后，继续从事油画创作，几十年沉潜往复，笔耕不辍；同时积极投身美术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广州市立专科学校、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创作与教学的双重实践铸就了他丰富的艺术人生。

胡善馀的创作多取法于印象派，并融入中国传统绘画及中国民间艺术之意趣。其笔法笔调鲜明，于写实性的形象塑造中注入写意性的笔意，颤动的冷暖对比和扑朔迷离的色彩旋律深得毕沙罗、西斯莱等印象派大师的神韵，也折射着柯罗、卢梭等画家的田园诗情。他在朴素的乡野情境中寻找那光色的奥妙，抒写自然与心灵对话的牧歌。

孙多慈出生于安徽安庆，193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大学毕业初时，孙多慈曾任教于安徽省立安庆女子高级、初级中学，担任艺术教员。抗日战争初期，她短期任教于广西省中等学校，担任暑期讲习班风景静物讲师；以及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级、高级中学及师范学校，担任图画教员；1948年抗战胜利，遂任教于浙江省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随家人迁居台湾后，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直到1971年退休。1963年孙多慈应当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之邀，筹组阳明山华冈的中国文化学院美术系，出任筹备期间暨第一届之系主任。

孙多慈在南京中央大学受业于恩师徐悲鸿，追求“引西润中”之写实表现，奠定了她稳固的绘画基础，虽是专攻西洋油画，但亦长期享誉于其精致细腻的素描技法。除炭笔人像之外，孙多慈还尝试以毛笔与水墨等东方绘画媒介创作人像素描，而其油彩风景写生作品则生动展现了她向大自然取材之师承。1935年，孙多慈计划申请公费赴法留学，业师徐悲鸿出面，央请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作序，由中华书局舒新城协助，为甫出校门的孙多慈出版了一本玻璃版精印之《孙多慈描集》，描集之出版诚为震惊当时艺坛之创举。

孙多慈的艺术修养极高，亦不追求时尚、迎合庸俗。虽然当时西方抽象艺术盛行，孙多慈自身虽不追随，但亦不排斥，盖天地造物，乃无尽藏之画材，纳诸玄思妙想，熔冶成艺，而后博大精深，游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