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和李昂这一代艺术家生长在不同的年代，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但当这些作品并呈于笔者的眼前时，促使我好奇地试图去寻找和解读李昂的艺术创作思路与人生轨迹。

　　李昂成长在“**”期间，当时大人们每天都忙于孩子们不能理解的工作中，而这群十来岁的孩子便过着自己阳光灿烂的日子：打弹弓、斗鸡草、偶尔的恶作剧……在某一个闲暇的时候，他们突然本能地发现了拿着铅笔去记录生活变得如此地过瘾和开心，这便成为了李昂艺术历程的开端。那时侯，兴趣相投的伙伴们凑到一块儿，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有专业的美术学习班，更没有现在琳琅满目的美术用具，他们不知道从哪弄到一件粗制打磨的石膏头像，一定会精心地用小毛笔清扫干净，然后日以继夜，不计其数，变着花招地反复画它，大家伙觉得这种过程实在是充满了乐趣，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

　　16岁参军，经历了艰苦的3年野战兵生活，之后担任了4年的电影放映兵。通过了一段单纯紧凑的军旅生活，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体验。当绘画真正成为一种精神食粮，并作为一种乐趣享受的同时，也注定了这个以画为伴的小战士将经常不断地品尝到艺术所带来的莫大快乐。

　　改革开放的浪潮掀起之后，艺术从作为政治需要的武器，服务于政治的功能逐步回归到了对艺术本体的研究中。这个时期，李昂的油画吸取了大量欧洲传统的精髓语言，并与自己生存的土壤相结合，经过了大量的素材收集，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再加上十多年来在油画创作上的经验和感受，创作出一幅苗族文化象征极强的肖像作品《苗女》。1987年，油画《苗女》荣获了第一届中国油画展《中国油画奖》优等奖，这幅作品奠定了李昂在油画创作历程上的第一个高潮。

　　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作品均以表现苗族女性为主旨，先后创作出《春之祭》、《祈丰年》、《祈天》等强化平面二维意识的大型作品，开创了贵州油画创作观念上的先河。经典化的人物造型，将现实生活中的彩色提拔到画面中的色彩，通过理想的人物造型提炼，传达出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圣洁的民族精神，从而描写出这个族群对曾经苦难的承受力和对未来美好的渴望。我不襟深切感受到，当我们还在年幼，咿呀学语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就已出现了一批肩负着历史责任，并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的不同门类的艺术家们，是他们记录下了社会发展历程上的深深印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心态逐步走进了一种美好恬逸的状态，经历过那种凝重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充满了使命感、沉重感的印记，到了这个时候，他更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朴素地传达出对周围事物美好的理解，这些东西来得如此朴素自然、习以为常，甚至有些东西会让人觉得司空见惯，不屑一顾，但却能从这种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展示出人们往往忽略的美和不予注意的好看与耐人寻味。而这种二维平面的表现形式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磨练早已刻骨铭心，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已成熟于一种表现语言上，就不愿意一再重复，坐享其成。更希望探索出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在同以往不断的交融和碰撞中寻找乐趣，因此画面中透发出了一种自信，轻松，潇洒，就如品茗呷酒，悠然自得。

　　越发感觉油画始终是自己的天命所在。已然被视为一种精神归宿。与从前相比，笔头上更多了对胸臆的舒解。娴熟的技法变换着，与画面的语言激荡碰撞，这比起青年时代对油画的享受，又更加甜美了。在不断地寻求新颖视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运用柔和色斑，疏密大小交相穿插的新做法，在画面中，我们看到了40年来对油画语言的浓缩和提炼，它传达出一种柔润的美，没有佻达的锋芒，也没有心绪的杂尘，很像赭色的陈年普洱被置于冰晶的玻璃杯中，明净而富有层次。一些有远见意识的艺术家就会说：“到他们这个份上，怎么画，怎么对啊!”

　　当然，有人会用张艺谋的《红高粱》去和他现在的作品比较，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他现在的作品比较，似乎感觉他们现在的作品少了几分深刻，多了几许轻快。然而当他们再回首时，聚合所有的整体素质来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又会作何评论呢?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建立新的状态，洋洋洒洒，回到了人和艺术相融一体的，轻松而美好的状态。把他所要叙述千言万语的技能，悄悄地库存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隐秘的一个心灵角落封尘起来。甚至，在画面上被人窥视到视为看家本领的技巧，都会感到含羞。这的确是艺术家的本色，在于不甘拘泥于固有的程式，而他们的这种探索必将使得艺术得到螺旋式的升华。

　　在我的笔端游动的同时，在这里煞费苦心，力图想向观众、读者表达很多很多导语的时候，似乎还是很难完整地描绘我所感觉的那种存在，我想更能够表达，更能够叙说的，还是现在触及画面的每一双眼睛……

作者：李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