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人与物之间无疾而终的缘分，与其说缺乏深入骨髓的热爱，不如说这些东西没能真正撩拨到人们内心痛痒之处而难以成为不可割舍的刚需。

　　作者何森画室中的部分唱片收藏。

　　有些爱好一旦建立，只会有增无减，甚至变得比吃饭睡觉还要必需。比如毒品对瘾君子、老虎机对赌徒、作品对收藏家、音乐对爱乐人。如果说不清与事物的神奇关系，不妨拿缘分来讲最省事。缘是一种相涉关系，是人与人、人与事物或其他存在之间无形的连结，是某种必然相遇的机会和可能。缘分就是缘的轻重分量。

　　收藏唱片已经是我多年来的生活日常。一些早已绝版没见再发行的版本只能在电商淘些二手旧货。当拿到这些上世纪80年代的首版CD，我总有些复杂心情泛滥出来：遍布细痕的外壳、不再平整甚至沾染水渍的印刷册页、片基上清晰可见的指纹——这原本属于谁?

　　CD在上世纪80年代才刚刚商业化并推向市场进入国内，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城镇人均月收入不足百元，CD价格却几乎都在百元以上，绝非普通年轻人能够消受。首批CD埋单者基本是已有财富积累的中老年人群，按当年最小40岁推算，他们至今也都是75岁往上的年纪了。我胡乱猜测，市面上这些二手货八成是原主人作古的遗物，继承人对前辈的宝贝毫不来电，将它们处理给废旧品收购者，后在二手市场因被贴上“绝版、首版”的标签而价格不菲。

　　同样因为没有再版的原因，我偶尔也会买几本二手旧书。翻看时冷不丁冒出的那些勾画标注，让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情：16年前，我决定离开重庆外漂。我像每次搬家时那样处理掉多余的物件，不必要的书刊画册全按废纸称重卖给收荒者。鬼使神差没两天，我在街边闲逛时瞥见地摊上摆着的旧书相当眼熟，翻开扉页赫然签着“何森XX年购于XX书店”——顿觉当头挨了一棒，就像《人鬼情未了》中死者的幽灵看着往昔世界那种惊惧无奈。

　　1972年，30岁的波利尼出版的《练习曲》是肖邦唱片中的经典。

　　和家具电器的淘汰换代不同，书籍唱片这类精神物品若不是主人逝去或者遭遇重大变故，一般不会轻易易手。面对二手书上这些别人的写写画画，就像面对一个提示：这是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现在属于你，而没有东西会永远属于你。从此，我再没有在书上签名的习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码录音革命掀起了一股全球发烧热，这对当时热衷大彩电的中国来说更是时髦中的战斗机。拥有一套高保真组合音响在那个出国人员凭指标买大件的年代成为一种更奢侈的追求。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发烧音响报刊就像今天各类时尚杂志遍布满街，发烧友就是昔日的潮人。拥有高档器材的土豪们在对喇叭里传出的马嘶牛叫、开枪打炮乃至摔玻璃的震撼音效如痴如醉时，也会高逼格地谈论维瓦尔第的《四季》、马勒的《千人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各类夸张的“试音天碟”引领出一个唱片工业的黄金年代。

　　当然，潮流消费永不会在某处歇脚。一位发烧友的太太对其的训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俨然就是音响热终结的预言：“你丫整天待家里听这些唱片音响，人家谁会知道这个有多贵有多好!”立马不由分说，奢侈包包、名牌服装、商品房、私家车等迅疾驱散了家电潮。确实，让人看得见、能识别才是时尚的要义。于是大众遂了加快的生活节奏，奔波在外的发烧友们渐渐开始漠视了音响上的厚尘，将音乐之缘划了句号。

　　2014年，72岁的波利尼在音乐会上。

　　刚大学毕业时，我开始把微薄的工资疯狂投入到进口磁带的购买中。一位美院老师拿出一盒《英雄的生涯》推荐我说：“你应该会喜欢理查·斯特劳斯。”我搞不清音乐史，全把斯特劳斯归入到写《蓝色多瑙河》的那家人：“我对圆舞曲家族没兴趣啊。”老师又说：“这个人是纳粹的音乐部部长，和约翰·斯特劳斯没关系”。一听这么刺激的信息，我马上买来且如获至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死与净化》《变形》《最后四首歌》是我至今热爱的作品。理查·斯特劳斯成了我至爱的作曲家之一，从单曲到全集，《玫瑰骑士》更是拥有近20个版本。当首演过他众多名作的德累斯顿国立乐团来北京演出时，我打电话问老师要不要去听理查·斯特劳斯，他问：“这是什么?”我说：“就是当年您给我推荐的那个当过纳粹音乐部部长的人呀。”老师淡淡地说：“完全不记得了。”——真是缘来缘去。

　　某些损友有时会指着我满墙的唱片阴险地问：“以后你死了这些留给谁呢?”是啊，给谁呢?孩子如果对这些古董没兴趣，多半会处理给二手摊贩，世界不就是这样循环的吗。我这点个人爱好简直不算事儿，看看别人当成事业的大忧患吧。

　　不少专业藏家，因某个机缘巧合与艺术产生交集，经过持续践行，积累到成百上千件的藏品，的确是“缘在天定、分靠人为”。世上那么多动人的作品如果不去拥有，显然是错过了人生的重要财富。而大部分人民群众，家里挂几幅梵·高印刷品也同样觉得房间美观大方。单纯地观看欣赏，去美术馆就能领略，而拥有才是满足感、优越感的实现，一种自我实现的彰显。人和事物的关系发展到难舍，几乎是一种信仰，成为支撑生命的重要因素。而收藏家们隐隐作痛的，是后代子女对自己辛苦积累视若珍宝的藏品毫无感觉。一位建有私人场馆的资深藏家黯然道：“如果女儿无法继承，只能托给公益机构留给社会。”或许这也是多数西方藏家晚年将藏品捐赠给美术馆成为公共财富的原因。花开花落终有时，缘尽缘散随风逝……

　　没有任何现象是孤立的，物质与社会心理的相互关系，引领了人的行为方向。早年国内不少风生水起的艺术机构和私人藏家，因为种种原因把藏品全部打包清仓、低价易手，从此不再染指当代艺术。一切选择都无可厚非，只是我想，这种无疾而终的缘分，与其说缺乏深入骨髓的热爱，不如说这些东西没能真正撩拨到内心痛痒之处而难以成为不可割舍的刚需。

　　不久前读到一篇许莽先生(古典音乐狂热者)写的《爸爸，不要逼我听马勒》，看标题就大概明白这是个试图让孩子亲近古典音乐却遭到顽强抵抗的故事。文章最后无奈地写道，“我将预见古典音乐不可能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这会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他有权利不听古典音乐吗?当然有。强制之下没有美好，所有人都有权利不听古典音乐。不听古典音乐，这个世界也不会变得更糟。”是啊，我们都以自己认定的价值观揣度他人，但对自己重要的对别人或许无足轻重，艺术只对真正感知到它的人产生魔力。

　　理查·斯特劳斯《英雄的生涯》和《死与净化》的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数码录音版。

　　早年我和很多人一样把肖邦作为音乐入门，唱片里弹《练习曲》的波利尼、弹《夜曲》的巴伦博伊姆，这些纸上的字符和时尚大片的相貌混着琴声成为脑中无法触及的幻象。20多年后，我坐在音乐厅里听微微佝偻的波利尼弹贝多芬奏鸣曲、雪鬓霜鬟的巴伦博伊姆指挥威尔第歌剧，如同虚幻梦境，人生是多么精彩与奇妙。

　　于是我想，许莽先生的孩子或者我的女儿即便无缘领略音乐的美好，也一定会有另外的美好与之相遇，也一定会有不同于我们而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与奇妙。

　　[编辑/ 齐超][文/ 何森][本文由芭莎艺术新媒体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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