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彭斯的画的评论中，有二位学者的评论我很赞同，一位是彭锋，一位是四月。彭锋是研究理论出身，近十多年特别关注绘画艺术，他的理论感很强，同时艺术感也很强。四月是研究艺术出身，本身又进行艺术创作，她的艺术感很强，同时理论感也很强。有了他们二位对彭斯的评论，我很难再增添什么，最多在他们说过的话中，找出一些我认为最重要、最有意思的，再重复说一下，也许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彭锋把彭斯的画的意象和风格概括为“沉郁”（我理解的“沉郁”，是一种人类之爱，一种人间的同情心，同时有一种人生的悲凉感，一种历史的苍茫感），四月认为彭斯的画显示了一种高贵的气度和精致的情趣，这些我都赞同，不再多说。我在这里主要说他们对彭斯画的总体的评价。在总体上，他们二位都从精神层面来肯定彭斯的画，对此我极为赞同。彭锋说，彭斯画中之美，“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精神之美”。四月说，彭斯的画，“将带有神圣性的生命思考和体悟注入艺术，透出自我的觉解和神性的光照”。我以为，对彭斯的画的评论，没有比这两句话说得更有深度的了。

　　四月说，彭斯的画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他在画中“寻索感通世界的那一点深静的灵明和气韵”。

　　“那一点深静的灵明和气韵”是什么？我以为就是高远的精神世界的追求。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欧肯（Rudolf Eucken）认为生命的高级阶段就是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来自宇宙，并有宇宙的永恒活力，因此它带有神圣性。这种精神生活使我们的人生具有意义。这种精神生活给我们的人生注入了一种无限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这种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一个拥有精神生活的人，就会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虽然生活在“即刻的现在”，但他同时还拥有“永恒的现在”，即那个“包含一切时代、包含人类一切有永恒价值的成就在内的现在”，他的生活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乃至宇宙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就是四月文章中说的“永恒的一”。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领域，如果没有这种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在背后支持，作为它的源泉和根据，它们就会丧失精神内容，沦为世俗利益的工具，从而不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绘画艺术也是如此，绘画艺术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重要的价值是体现在精神层面，这精神层面焕发出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带有永恒性。

　　我们看彭斯的画，他的《寒江行吟图》、《起高飞》、《白马赋》、《怀故土》、《何处乡关》，他的《兰客》、《高士图》、《戴绿松石项链的女孩》、《石殇》、《怀忧》、《着蓝衣的女孩》、《忧来无方，人莫之知》、《神居何所》、《无边的凝视》，他的《鱼山晚照》、《幽居》、《江岸霁雪》、《月盈寒山》、《秋山红树》等等，都可以感受到画家在其中对生命的思考和体悟，并从中得到宇宙整体性的超脱和愉悦。这些画，既是凝固的瞬间，又是流动的永恒，在有限图像背后有一种无限的精神光照和宇宙生意。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说彭斯的画是灵魂的表达，他的人物优雅、高贵，“沐浴在圣光里”，他的马儿也“有着意义深远的精神生活”，这个评论极见深度。这是画家追寻的“永恒的一”。我们感受到画家灵魂深处的沉醉和喜悦。

　　彭斯画的这种精神光照，彭斯画对“永恒的一”的这种追寻，来源于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我们都知道，彭斯很早就下功夫学中国古代诗文，学中国水墨画，学中国书法，后来又潜心跟随吴钊先生学古琴，这种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滋育了彭斯。四月说，彭斯的心向往那个“永恒的一”，在一些最灿烂处已经多次无限地接近那个“永恒的一”。“他通过禇遂良的书法去接近，通过倪瓒的山水去接近，通过古琴去接近，通过目见的每一片风景，每一种苍凉或是旷远，每一簇充满天地生意的草丛，每一匹健壮但是忧伤的马儿，每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回眸和静观去接近，通过一切与他的灵魂有深切联系的灵魂去接近”。因此彭斯的油画透散着“中国美学的精神气度和生命感悟”。四月这些诗意浓郁的话说出了彭斯画的精神光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彭斯的画和许多当代中国画家的画一样是追求中西艺术的融合，但他的融合是意象生成的层面上的融合，而他的精神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们的物质追求和精神生活之间失去平衡。早在200年前，哲学大师黑格尔就对他那个时代轻视精神生活的社会风气感慨万分。他说，现实利益“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到了100年前，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哲学家欧肯又对他那个时代“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的状况表示忧虑。黑格尔、欧肯在19世纪初期和20世纪初期所忧虑的这种社会状况，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似乎变得更为严重了。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可以普遍看到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的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

　　而这种时代的要求，恰恰引导我们回到中华文化，引导我们在高科技、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努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中华文化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中国传统艺术就是如此。宗白华先生一再说，中国画境乃是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宋元山水画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宗先生说：“美与美术的特点是在‘形式’，在‘节奏’，而它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当代的画家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应该注重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去吸收营养。

　　在这种时代环境条件下，像彭斯这样的画家，自觉地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吸取精神营养，并寻求理论支持，他不是在作品中堆积几个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将中国绘画传统带入当代语境，在自己的绘画中去追求那种无限的精神的光照，就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彭锋说：“与自然进化的西方艺术史不同，中国艺术史是回溯包容式的。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创新程度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重要准则。从回溯包容的角度看，衡量艺术价值的重要准则是历史深度。根据回溯包容式的历史观，一个艺术家从当代出发，向后追溯的历史越远，其作品包容的内容越丰富，艺术价值就越高。”所以他认为，“彭斯的绘画实践，将促使理论家反思艺术史叙事的方式和立场”。我赞同彭锋的这种观点。

　　彭锋还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他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自我怀疑、自我批判、自我解构之后，中国文化终于在新的世纪进入了建构的时代。”单就绘画领域来说，我想，我们在彭斯身上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在别的一些有深厚文化传承和强大创造力的画家身上，例如在丁方的身上，也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到来。当然，用四月的话说，这些画家在一些最灿烂处已经多次无限地接近那个“永恒的一”，他们还正在成长过程中。但是使我们喜悦的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这个建构时代的到来。一批当代的文化经典和文化大家将会破土而出。让我们伸出双手，欢呼这个光辉灿烂的时代的到来。

2014年3月15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叶朗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作者：叶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