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批评界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艺术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基本涉及三个方面：关于元批评理论的建构，关于艺术现象的批评，关于艺术家创作的批评。元批评理论的建构作为后两个批评层面的理论基础，对艺术现象或艺术创作起到一种支撑与引导的奠基作用。同时，后两者不断随时间、地域的差异改变语境，是孕育元批评理论产生、更新的活土壤。

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的危机在于，有关现代、后现代、前卫、新前卫的批评理论对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有效，而当代艺术批评理论远未完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艺术界关于“当代性与批评理论”的学术讨论从未停止过，却也从未有过定论与共识。悲观者认为破碎、多元的当代语境难以催生元批评理论的整体性建构，亦无法再把握当代艺术的本体性特征，所以当代艺术批评理论已经失去了有效的话语体系，甚至走向失语的境地。乐观者认为当代艺术批评理论需要转换视角，无需效仿现代、后现代理论去建构某种整一的、宏大的、同质化的本质性话语，当务之急是从全球化或在地化的角度探讨当下经验的可能性。

我们不妨暂且搁置悲观者的担忧，跳出某套独立的理论系统，从追问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性的本质论话语，转向探讨当代艺术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譬如，当代艺术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出现了哪些从未有过的特征？在全球多元语境的背景之下，如何有效地描述、引导本土艺术现象或艺术创作？如何对当代艺术经验进行共时性的、历时性的表述？当代知识体系与视觉经验有哪些区域化、个体化特征？

解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艺术批评家、艺术理论从业者对当代艺术语境保持清晰准确的判断力，同时对当代艺术现象与艺术创作保持谨慎的敏感度。

对当代艺术语境的判断往往建立在判断者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视觉经验之上，这意味着清晰准确的判断力依赖于多元、完整、异质的知识体系与视觉经验。当代艺术的发生语境在时间、空间层面连接着多重维度，现代、后现代、当代叠合混搭，出现地域性的多重错位与共时现象。如今，每位艺术家的创作、每个展览都难以摆脱这种驳杂共生的多元异质语境。可以说，正是多元化的、差异化的现场构成了全球艺术丰富的面貌，那么描述者需要用一种补充性的、区域化的、有针对性的描述，去重新审视之前西方艺术史家所建构起来的当代艺术史，重新书写正在发生的艺术现象与当下经验。

合理的知识体系与视觉经验作为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的基底与母体，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判断艺术现象与艺术创作提供基本常识与评判标尺。毋庸置疑，二元对立的、民族主义的思维模式与认知经验往往会不利于当代艺术语境与现象的多元化发展。譬如，有些学者习惯用中西二元对立的知识系统与视觉经验来寻求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建立所谓的整一的西方艺术史叙事逻辑，以及与之相对的、整一的东方思想美学与叙事模式。危险在于，狭隘的中西二元化模式忽视了具体语境的延异与漂浮，譬如忽略了是否存在某种整一的西方性与东方性，是否存在凝固的传统，建立一种东方式美学或回归传统是否有效等问题。

可见，有效的艺术批评需要警惕一些名头很大、很空的表述方式，避免用理论概念空套不同的艺术现象与艺术创作，拒绝把批评活动当成争夺话语权的游戏。中国的当代艺术现象繁复难解，批评家或理论研究者面对具体问题还需具备谨慎的敏感度，既不能囿于空头理论与概念的束缚，也不能过于相信主观色彩太浓烈的冲动断言，而应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

总之，建构一套有效的批评坐标是每一位批评家的理想。目前为止，梳理纷繁复杂的批评现象大致涉及三重维度：第一重，关涉艺术家个体经验与感知、态度与立场；第二重，对艺术现场、时代语境与区域特性的综合判断；第三重，感性与理性范畴之外，置入灵性维度，关涉人类共通经验、超验性经验、终极关怀的思考。倘若有一种批评能同时关涉此三重维度，应当能称之为理想的批评了。

如今，当代批评家群体的挑战与使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艰难。当代艺术界不断出现前所未有的艺术现象，作为批评者应保持一颗勇敢而开放的心，以批评即创作的理念进行批评实践。

＊文章版权《中国美术报》，2016年12月26日刊＊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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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蕾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主要从事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研究与策展实践。著有《灵性之维：圣水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译著《艺术何为：马克·罗斯科的艺术随笔（1934-1969）》（北京大学出版社）、《弗兰西斯·培根访谈录：在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撕扯》等，长期策划、主持“当代女性访谈”项目。近年致力于中国当代生态艺术、女性艺术、精神性艺术的理论研究及策展工作，2015年至今主要策展方向聚焦于“雾霾”引发的生态危机及生存问题，受到国内各大媒体，以及日本NHK、澳大利亚ABC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道，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