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史研究通常聚焦于艺术作品，通过将作品主要理解为图像内容元素和形式风格元素的集合，从而主要围绕作品的主题、内容、形式、风格及其所承载的文化象征而展开。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可携带屏幕的全球性普及，人类文化在当下迎来了全面的形象时代，一种新的形象文化开始渗入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各个层面。形象的流动和复生，魅惑和打动，重新调整了社会整体层面的情感投注和感知比率，为今天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提出了巨大挑战。二十世纪初，伴随“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与“形象回归”（Die Wiederkehr der Bilder）的学术进展，对形象/图像的关注开始溢出艺术史的单独视野，并迅速得到美学、文艺学、艺术理论、文化研究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和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广泛响应。

2022年，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周宪主持召开了“形象哲学”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中国社科院高建平教授、四川大学张法教授、复旦大学陆扬教授、北京大学彭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四川大学闫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琼教授、复旦大学沈语冰教授、清华大学张颖教授来共同研讨当下学术中的形象问题、形象哲学的潜在议题，以及形象哲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与传统艺术史研究、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等领域的关系等。在工作坊后，形象哲学及其相关问题迅速获得了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关注。

2024年，为了拓展该研究领域与相关话题在青年学者中的延伸，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支持下，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召集来自全国不同高校和学术单位的10位青年学者召开了“形象哲学”青年工作坊。作为一项长期计划，青年工作坊的第一期将论题聚焦于“从艺术史到形象哲学”。艺术史是形象及图像研究的老牌学科，从19世纪以来已经积累了从图像学（Iconography）、形式分析、符号学、语境论、图像人类学、图像行为理论等在内的诸多方法，并且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艺术史”实践的拓展，形象或图像逐渐成为能够链接更广泛社会历史境况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对图像的关注本身也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开放，从而能够与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相映照。从艺术史到形象/图像哲学的学术转变，在理论上想要突破对艺术性问题的独一关照，从更广泛的哲学视阈考察形象性的存在。何谓形象？形象如何存在？艺术史上形象的变迁如何反应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我们如何讲述形象-历史？形象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审美和认知、文化记忆和权力关系的？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关乎艺术的本质，也与哲学中关于存在与表征的议题息息相关。“形象哲学青年工作坊”的第一回以“从艺术史到形象哲学”为专题，除了探索形象与世界，形象与媒介，以及形象与想象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外，还试图揭示艺术史为形象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以及形象哲学反向对艺术史学术视野的拓展。

在工作坊伊始，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周宪老师作为工作坊的学术指导向各位与会青年学者介绍了自己近年来在形象哲学研究中取得的心得。除了强调形象哲学问题在当代所牵动的诸学科参与的跨学科性之外，在谈到从W·T·J·米歇尔到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和博姆的思想时，他特别提到应该加强对德语世界的形象哲学思想和理论谱系的研究，因为其提供了一条相较于我们熟悉的英语世界之外的另一个思想资源。此外，他还鼓励工作坊的青年学者一定要有本土意识。形象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显赫问题，也牵动起整个中国思想史。他告诉青年学者，在处理中国的、地方性的历史和经验问题时，如何将其转化为具有世界性的思想、模型和结论，这是对大家的思想方法和问题意识的严肃考验。周宪老师将此方法称为“glocalization”，即全球在地化。

图像学是艺术史研究图像/形象的核心视角之一。通过将目光聚焦于图像意义的解码，图像学在欧文·潘诺夫斯基的锻造下综合了形式分析、文献指证和社会历史语境象征的三重结构，为艺术史学科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但在具体的艺术史实践中，图像学式的研究容易从学界对某一历史时段已成定论的观念入手，来引导对图像的阐释方向，以谋求某一历史作品对其时代（精神、意志）的象征。广州大学曹晖教授的演讲就关涉到图像学的另一个传统，即阿比·瓦尔堡及其“无名之学”。通过考察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图书馆设计等方面，曹晖从中抽取了一种独特的图像观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思想方法。通过“游牧”“块茎”和“椭圆”三个关键词，在提炼这种思想方法的同时，她无形中打通了从瓦尔堡到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的思想路径。

如果说曹晖在瓦尔堡那里看到的是一种图像与图像之间以游牧、块茎式的方式联合为星丛的思想方法，东南大学的戴思羽则揭示了德国图像哲学家博姆（G. Boehm）切断从图像之外寻找图像意义生成的可能性，近而进入到一种现象学式的图像阐释学中去。通过聚焦于“基底”（Grund）概念，戴思羽沿着博姆的学术进路，介绍了博姆的核心理念：“图像并不指向超出自身之物，并不指向远离植物，而是返指自身，返指在平面上展开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图像意义”不是来自于所指或被再现物，也不是文本塑造的形象，而总是来自于基底的无限差异所能具有的意义生成潜能。基底及其元素之间的过渡所形成的系统具有一种对比的潜力，图像及其意义世界就在这一差异系统中生成，而观看就是激活图像基底无限潜能的关键。

南开大学的冯原老师关注的是图像/形象极其背后的美学风格问题：现代美学虽然把过多的目光给予了像“美”和“崇高”这样的范畴和感觉，但是在现当代艺术和文化生活中充满了“怪诞”形象的蔓延。她的演讲以“怪诞”为核心，梳理了从中世纪博斯和老博鲁盖尔的艺术形象到当代科幻影视中的大量怪诞形象，从而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历时性图像星丛。这除了驱使我们去关注不同图像及其审美特质在不同时代的“际遇”之外，更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代文化中早已潜藏的“怪诞性”本身。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高明老师将目光聚焦于拉斐尔及其举世闻名的《西斯廷圣母》中一个常遭忽略的细节，即小天使的图像。除了追溯这两个形象在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广泛撒播之外，高明老师尤其强调，这两个小天使形象对于整幅画作并非是艺术家填补画布空白的“可有可无”之作，而是对图像的原初使用来说非常关键的元素。由此，高明向我们展示了拉斐尔这幅作品在皮亚察亲一座教堂中的具体位置，并借助从海德格尔到布雷德坎普的图像理论强调了原初目光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图像从不是被动的被观看之物，相反，其在一种时间-游戏-空间中的具体显现，常常具有一种主动的、掌控性的能力。在原初使用的情境中，图像的魔力才会释放，而那或许将是攫住观者的主动存在。

中央美术学院的张晨老师则为了建构起一个让我们能够理解卡拉瓦乔的《七仁慈》的贴切语境，在物理上和时间上“重访”了那不勒斯城以及仁慈山教堂及其那个特殊时刻。在其叙述中，我们意识到，卡拉瓦乔几乎是以一种瓦尔堡的方式，将来自历史上不同时刻的、能够代表七种仁慈的故事原型，提炼为仁慈理念的象征，并以图集式的思想方式凝集为一幅单幅绘画。通过将来自不同时空的故事汇集于同一个时刻，卡拉瓦乔的图像时间实现了一种阿甘本意义上的“共时代性”，即“当代性”。就像卡拉瓦乔在《七仁慈》中借助订制完成的对那些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普通人的描绘一样，张晨将其潜能延伸到了当代艺术中，从而彻底实现了一种卡拉瓦乔的当代性承诺。复旦大学的鲁明军教授同样聚焦于当代艺术及其形象问题，在其历史谱系的勾勒中，与其说当代艺术存在着一种形象焦虑，不如说是一种形象禁忌。鲁老师从劳申伯格的《擦除德库宁》开始，途径格林伯格的“空白画布”论，再到对广泛的西方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的考察，最终将“形象净化或清除”确定为当代艺术的一个核心风格意志或形式语法。“形象净化”作为先锋政治的审美表征，实际上有着漫长的思想史脉络，从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关于“否定词‘不’作为第一哲学词汇”的思想，到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乃至到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哲学，鲁明军老师对这一“精神卫生学”的历史和哲学追溯使其研究独具历史的厚重。

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林成文老师的研究则将目光投注到当下的电子图像生成，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所带来的图像计算问题：不具备人的感知和情感的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在图像生成中展现出原创性或创造力？图像是否能被基于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人工智能所治理？通过追溯deepdream等人工智能的图像生成，以及仔细甄别其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风格倾向方面的共性，林博士提出，是否存在一种人工智能无意识？这些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中出现的那些“更多”的东西，是否是源于一种AI幻觉，是否是人类图像中本就存在的图像无意识以及图像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超出了算法的理解以至形成了这些图像“冗余”？这些都为我们更加严肃地看待AI的图像生成，以及理解图像的特性提供了契机。同样地，秦洪亮老师也将目光投注到了我们当下新媒体文化语境下被形象所包绕的存在境况，并且提出，对这些现象的透视和批判使得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者为我们理解今天消费社会的形象爆发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最值得注意的是，景观社会理论在界定当代社会关系时认为，当代社会不再是以商品、货币、资本为中介来建构自身，而是以影像/图像为中介来建构其社会关系。

最后，南京大学的高薪老师和刘毅老师则从形象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入手讨论了形象研究的可能路径。高薪老师通过1990年英国波谱艺术家汉密尔顿为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绘制插图的历史事件入手，回溯了汉密尔顿如何通过引用、变形文艺复兴艺术家曼特尼亚在《死基督》中的构图和形式，来颠覆性的逆转形式的语义，并且于此同时来呼应杜尚的作品《泉》。通过展示这一历史独一事件，高薪老师提出了形象到底是如何思想的这一话题，并且指出，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已经成型的形象，也不在于作为即将成型的图像的“文本”《尤利西斯》，而在于成形性（figuration）本身。“成形性”作为中间状态，显示了形象思考的独一性：形象无意于也无力于做逻辑思考，其跨时代、跨地域的“旅行”恰恰显示了形象的易受孕性，以及每一个原型形象所潜藏的来源于培植其情感能量的文化地层的全部表达潜力。刘毅老师的思考则来源于对艺术当代境况的敏锐觉察：在今天，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一件”作品或“一幅”图像，我们只能使用“多”、“跨”或“融”这样的词语来锚定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作品总是成对、成群出现或结伴而来，我们对于一件作品的理解，永远也离不开对其他图像或作品的阐释和理解。为了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一现象，刘毅老师提出“互象性”这一概念，来追踪图像与图像、形象与形象之间在生成、阐释中的关系。通过追溯从瓦尔堡以来的德语艺术史写作，刘毅老师提出，其实“互象性”早已是潜藏在新型艺术史的写作中的重要脉络，同时，它也是未来在某一具体时空内展开的形象史写作的重要方法。

在讲座的最后，参加工作坊的诸位老师回答了来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赵立达、姜文等同学提出的问题。其中，同学们对于形象哲学中所涉及的术语辨析，以及对形象哲学对艺术史，以及艺术史对形象哲学所带来的以及能够带来的变化等问题展开了尤为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