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才在费家村一堆外形相似的建筑物中找到洪浩昌的工作室。进门后，摄影师选择地点给洪浩昌拍照，我则在画室里瞎溜达，一眼看见张一米五左右大小的人物画。画面上的老妇人面容和善，坐在蓝色沙发上，脚上穿着双凉鞋。这是画室中惟一的一幅人物画。

　　一直以为洪浩昌不会画人，或者说只画很“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有着相当扎实的基本功，为什么放着这门“手艺”不用，却画很多平面化的风景呢？洪浩昌的回答有些超人预期：“我不是不画人，只是对于画人的要求很高。上学画了太多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十分无趣，所以，现在只画在情感上无法绕开的人。”比如那幅画中的老妇人？我暗自猜测着。

　　至于那些散落在画面上的小得不成比例的人，有什么说法么？“人太渺小了！”洪浩昌说。那些特别小的人是从2006年才开始画的，起因是爷爷的去世。爷爷是村子里最老的老人，但终归还是走了，他的离世让洪浩昌感慨万分：“人就像是草，连草都不如，草还可以春风吹又生，人却一去不复返”。看看对面墙上一幅画着罐子的画，他又说：“人真是脆弱得连一个陶罐都不如！一个陶罐尚可以历经千年，流传至今，人却只有短短几十年的生命，而且经不住任何的灾难。”就因为如此吧，洪浩昌画面中的人总是那么不起眼，如同小草一样，或柔弱在巨大的静物旁，或隐匿在宏伟的建筑中。

　　感叹过后，洪浩昌将话题转移到画面本身：“这样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希望能够消解以前的画种概念。”他说自己大学念的是综合绘画系，所以一直想在画种的综合上做一些突破。以前的画大致分人物、景物、风景几个画种，他希望自己的画没有这些区分。它们既是静物画，又是风景画，画面里硕大的物品，既可以当静物，也可以当风景，从而为平面绘画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在当代艺术一窝蜂反映社会问题和政治主题的时候，在画面上下这么大功夫，就不怕被别人批评“不具备当代性”吗？听到这个问题，洪浩昌笑了：“已经很多人批评了”。但是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所谓当代性是没有一个准确定义的。它既不能从形式上，也无法从时间上定义。所以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潮，尽管他也兴奋着、激动着，但更多地是看到了其中存在的“硬伤”。“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当代艺术家们过多地背负了应该由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背负的担子，从而忽视了绘画本身。当代艺术不乏很多优秀的作品，但多半感觉比较冰冷，难以打动观众。”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吧，洪浩昌没有将自己的作品归为当代艺术，他更愿意从自身挖掘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不忘经营漂亮的色彩、精致的构图……

　　洪浩昌喜欢谈很深很大的问题，恐怕缘于他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个云南汉子，不光要当好一个艺术家，同时还扮演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艺术普及者。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为打破画种界限做努力，作为一个艺术推广普及者，他正积极地在老家昭通建立一座专业的美术馆，免费向大众开放。听过太多艺术家抱怨中国大众的审美能力，抱怨艺术作品没有办法被普通人接受和理解。但是，以一己之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的人并不多，洪浩昌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些年洪浩昌在不停地忙活，忙活他的艺术，忙活他的美术馆。他的美术馆很快就要迎来第一个展览，内容是高仿真的中国古代名画。他希望家乡的人们能够从自己国家的文化出发，逐步了解当代艺术。我们也期望这个私人美术馆可以尽快开门，给普罗大众更多亲近艺术的机会

　　青年周刊：你什么时候确定自己要当一个职业艺术家？

　　洪浩昌：实际上，差不多所有画画的人都想做职业艺术家。我比较幸运吧，在快毕业的时候参加了中国美院第一届作品展览会，并且卖了14件作品。那时候艺术家都很穷，100块钱卖一张就很高兴，而画廊买去卖到1000块一张。从那儿开始我就觉得：唉，确实可以卖画为生啊，好简单。然后就感觉可以做职业艺术家了。真正做了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是很困难的。

　　青年周刊：在你画画的道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事情？

　　洪浩昌：我在云南长大，所以一直没有机会看到一些大师的原作。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日本制作的、我们古代最杰出的一些画作的高仿真复制品。看到那些作品，特别是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我眼泪都掉下来了，画得太好了，我看了40分钟。看了那个作品，你会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然后再看我们现在的创作，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青年周刊：你出生在云南，现在是定居北京了吗？

　　洪浩昌：不全是，我现在三边跑，云南、北京，还有江苏。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烦躁，有一种被圈养的感觉，所以我要把自己放养出去，到处乱串。这样你可以更新鲜地感觉到每一个地方的优点，缺点。然后，在创作中，你就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青年周刊：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呢？

　　洪浩昌：以前一直有朋友邀请我到北京来，但是我觉得我没准备好。后来到2005年夏天，我到北京来看了一下，发现南方艺术家群体里没有的东西，这里全部都有，我太激动了——这个地方我喜欢！然后，准备了一年，咔，就把自己的八箱行李一下寄过来了。我就想，管它北京喜欢不喜欢我，我就来了！

　　青年周刊：怎么看待近年来异常火爆的艺术市场？

　　洪浩昌：实际上，艺术市场是从2003年开始好起来的。那年闹“非典”，人在经历过这种灾难以后，会感觉物质财富并不能取消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脆弱。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吧，此后人们对艺术品更感兴趣了。

　　青年周刊：与当代艺术的理念不同，你更关心画面本身的东西？

　　洪浩昌：不。应该说当代艺术更关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我更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

　　《北京青年周刊》

文/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