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4日，央美美术馆当代艺术研究中心（CARC）·798首展“作为文献的艺术”在“春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开幕。展览期间，春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还将举办多场论坛，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艺术家，共同探讨艺术史的发展和当下状态。2025年1月5号下午两点至四点，在“春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举办了“文献档案与当代艺术史”论坛，参与嘉宾有：向京、刘悦笛、范晓楠、赵炎、林梓、李章旭（韩）。论坛讨论了档案对于当代艺术史研究与写作的关系和重要性。

论坛现场

王春辰：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这个研究中心叫“春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要是想在做一些事情。当代艺术发展40多年来，艺术家和机构出了大量的画册，这些画册文献记载了过去多少年大量艺术家的创作。如果这些东西不集中起来，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当然我做这些也不是心血来潮，在过去若干年，也都一直致力于做当代艺术文献的收集。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视野、渠道，就像图书馆一样，大家可以建各种各样的图书馆。我们要想办法尽可能地把这些收集起来，成为一个档案文库，就叫“当代艺术档案研究中心”。它的目的就是给后来的学者、或者说后辈、后人留下，供他们学习研究。

这里展示的好多东西我都没有看过，很多艺术家这几十年的履历，放在世界上也毫不逊色。档案作为一种艺术材料，说明了很多问题。所以这个研究中心就是想举办相关的展览、研讨会，就像现在一样。虽然空间不大，但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有很多可能性的空间。艺术家在积极创作、在创新，他们需要空间施展。我的开场就到这里，下面我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

王春辰

林梓，青年作者、策展人，这几年很活跃，在网上写了很多文章，引起了关注。最近又评论了画廊的绘画。不管怎么说，他积极思考，积极写作。赵炎是中央美院的《世界美术》杂志编辑、副教授，也是青年学者，出版了很多著作，关注很多艺术问题，他基于知识脉络，在探索当代艺术的方向。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向京，她是中国当代艺术群体中一个非常受关注的艺术家，引发很多的讨论和评价，她的出版物非常多，这些出版物承载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和思考。刘悦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了非常多的著作。那本《艺术终结之后》是2006年年出的，对了解丹托的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几年，他不断地倡导生活美学，非常有价值。李章旭，韩国策展人，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的艺术有很多了解。他对文献这方面也做过研究。最后一位是来自天津美院的范晓楠教授，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这几年写了大量文章，策划了很多展览，在国内批评界很活跃，也是很受关注的青年批评家、青年策展人。

下面有请向京来讲讲，你出这么多的画册，你可以讲讲在做画册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肯定有很多想法，有一个目标。

艺术家向京

向京：首先，因为春辰讲到要做这么一件事，我很强地感受到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始终有一个硬伤，在很多场合，我都呼吁对艺术写作的关注，包括艺术史、艺术批评、策展实践中的一些写作，都非常重要，是对我们自身叙事主体的一个建构，这是我自己本身对文献工作的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我从一个创作者自身出发。我是一个出版物爱好者，特别喜欢到处看一些出版物，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创作、展览、出版，这是三个创作性工作。艺术家的创作完成之后，一个所谓的“作品”在那儿放着，后续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比如说展览，它相当于给了一个舞台、一个表达的机会。作品需要一个场域，空间和作品的结合会产生一些空间关系。很重要的是展览和每一位观众发生关系，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造性工作，作品在这个工作里可能得到一个比较视觉化的阐释、表达。

第三，是出版工作，它能够更广泛地去传播。中国的艺术图书特别欠缺好编辑，当然也不是什么素材都能去做一个有意思的书，很重要的是怎么去建立一种阅读的轨迹和动线。中国的出版物工作可能存在一个制度的障碍，不支持独立出版物的出版。但我觉得，至少在我那个年代，艺术家出了大量的所谓“独立出版”，就是不能上架的。在国外有个比较好的概念，他们有独立出版的一个自由度，有一种类型就叫“艺术家书”。像我这样比较保守的艺术家，我对出版物的想象比较“主流”，比较正经，但艺术家书有很多的可能性。国外的一些书店有很多都有艺术家自己做的各种奇怪的书。很多人把书只是作为一个介质，用书去工作。我之前做评委，有一个艺术小组自己拿纸去做印刷，用做期刊一样的方式去做内容，去发散、发送。我觉得这种会给社会支起一些空间，同时也能让很多思想、实验得到空间去进行创作。这些都是我觉得作为出版物、作为书这样的载体的一种可能性。即便是对于一个专业的画廊、美术馆，它能够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学术体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王春辰：感谢向京的发言，提到很多的点。创作、展览、出版构成“三位一体”，很多人以前没有意识到，展览不论展期多久，都是要结束的，所以要重视文献。下面有请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

刘悦笛：谢谢春辰。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艺术和文献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看各个社会学、批评学，艺术和文字到底是什么关系？向老师刚刚提到一个词，“艺术写作”。那什么是艺术写作呢？就是关于艺术家、艺术批评、艺术展览、艺术活动乃至艺术思潮的一种撰写，它以文字形式呈现。可是我们现在往往更关注艺术品本身，但是大家想想，世界上第一本艺术史，瓦萨里的《大艺术家传》写了那么多艺术家、艺术品，留到现在的究竟有多少呢？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很多艺术家不见经传，但是《大艺术家传》本身留下来了。这就是我想讲的，文字的力量和艺术力量怎样去结合的一个问题。丹托提出艺术终结论的同时，德国汉斯·贝尔廷提出了艺术史的终结，艺术不再通过线性的历史，艺术就像珠子一样，艺术史家就像拿一条线把艺术史串起来，串出一条非常明晰的艺术史。但那些散落在历史中的艺术珍珠该怎么办？很多作品在被遗弃、丢弃之后还有文献的记载，艺术文献会记载下那段像星空一样璀璨的历史。一个艺术家可能特别善于去整理自己的历史，我们只看到艺术家最精彩的最高潮的作品，但是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展现我们该怎样去看待？很多艺术家本身就是自己画册的编辑，甚至超出了很多图书美编的水准，理论和画面的结合非常有意思。99年到现在，798曾经有过一个学术性非常强的时代，非常震撼，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是它学术性最强的时期，但后来越来越商业化之后，798变得像一个橱窗一样，一个百货商场一样。所以“春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在798这个国际艺术区，是非常有价值的。成立一个以学术性为主，以艺术文献为中心的空间，大家回溯到中国当代艺术史。没有永远的展览，也没有永远的艺术思潮，但是有可能艺术的文献、艺术的文字留下去。有多少艺术家可以留在历史上？有多少艺术品值得大家去撰写？有多少关于艺术的评论能留在艺术史中？所以要把艺术的文献留存住，这样才会出现一个星丛式的艺术史。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艺术的文献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语言要通过文献的方式，把艺术留住。

王春辰：谢谢悦笛。我们了解历史也是通过文献，好多实物都没了，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的画册好像要取代纸本。但是数字化的画册好像只能去看一下，怎么去留存呢？下面有请李章旭来讲一讲。

韩国策展人李章旭

李章旭：前面有学者和艺术家朋友从书籍角度谈论艺术史，谈得非常不错，我本人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大家。我现在要讲的内容是从2013年到现在的实践中的来的。我是99年开始策展人生涯，从2004年开始，在非盈利空间Loop收集以文献为主的艺术工作。在2013年做了一个十年的回顾，在当时考虑到文献的各种问题，更多的是以个人为主的来进行的。以2013年展览的经验，我后续在首尔市美术馆做了一个相似的展览。是怎样的一个展览呢？是将过去的文献、资料全部汇集在美术馆，来回顾曾经的一个展览，借此去探索未来的发展倾向。当时这个展览维持了三年，最终的呈现方式是整体地将三十年前做出来的展览和后续的文献整理出来，遵循从古到今的概念去进行。当时在进行这个展览的时候，也是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征求了很多艺术家、策展人以及批评家的意见。展览回顾过去，去预测、计划未来的事情，每两三年做一次，用以前做过的展览去评估机构后续的倾向性，有着“计划”这样的一个功能。听到春辰研究中心开馆的第一个展览是一个文献展，当时就很佩服王教授。因为这样的展览会为整个研究定下一个性质，完全是一个定性的概念。我看到，也听到了各大画廊、机构提供的画册，也有艺术家个人提供的画册，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策划过文献展的策展人，我希望未来在做文献展的时候能有一些改进，首先文献资料找到之后，我们需要一个目录，一个数据库。首尔市美术馆当时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将它整个地下三百平米的空间用于收藏书籍。当时根据从字母“A”到“Z”做了一个分类，除此之外给每一本画册进行赋值，在数据化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用处。非常感谢王教授的这次邀请，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完善的、更精彩的文献，谢谢。

王春辰：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好，未来肯定会这样调整，这些文本需要做目录说明，我认为非常有启发。

天津美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范晓楠教授

范晓楠：我非常高兴从四个方面简短地谈论。第一点，我认为“春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在798的空间格外有意义，正如悦笛老师所说，798曾经处于黄金时期，现在每天举办的展览还很多，空间展览不断，有很多品质好的展览以及您刚才提到的有品质的机构举办了很好的活动。这些年我认为整个状态更偏向于市场化推进，其他课题的持续性和研究性不够。在798艺术区中，我认为春辰老师能创造这样的艺术空间是一个新风，在画廊群体中，能有这种研究型机构和画廊并肩推动798艺术区的内在机制的良好发展非常有必要。在研究型机构中，例如朱青生老师在北大做了档案数据，鲁虹老师在武汉合美术馆做当代方向的研究型展览，我相信春辰老师的空间定位，第一是让它能更积极地展开，第二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另外我认为这些机构做研究性展览非常有必要，在中国当代艺术40年的节点和语境之后，如何更加理性或者清晰地梳理这段时间的文献，像朱青生老师他们以大数据的形式，可能在做了十几年之后，我们会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会把我们现在梳理得更好，尤其是与我们的空间遥相呼应。再就是模仿他们在地域上通过做展览，美术馆展览以文献展的形式去做，可能与我们的形式也是不同的。

刚才各位老师讲得都很详细，尤其是和春辰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讨论空间成立以什么样的背景持续运营，良性循环的可能性和发展定位，今天我们看到空间有这么多的文献，我们开始起步做这件事情，它的必要性还体现在我们举办文献展的负责人中，像春辰老师的背景是美术史研究者，同时也是策展人和艺术批评家，我们刚才提到的鲁虹和朱青生都是这样的背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的人才会出手完成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可能会更加专业和有品质地完成这件事情。

我通过个人的研究性的经历，例如参加了第十五届批评家委员会，主题是批评与艺术史写作，那一年我负责学术主持议题，在此过程中，我花费半年时间研究为何要进行艺术史写作，在2020年第十五届专家年会上，鲁虹、吕澎和高名潞先后在2020年出版了4本关于当代艺术40年美术史的研究著作，我在阅读这4本书的过程中，因为我出生于81年，所以面对的所有当代艺术资料都是文献性质，即使是最近的资料或者最早开始的资料，对我而言都是文献，我必须要通过文字论证这段历史的可靠性，通过四个人对历史的讲述进行比对，猜测谁说的可能更真实、更生动的历史。我们希望查阅真实的历史，然而在此过程中，有些资料可能在我们的美术馆或者公立美术馆、公立机构很难查找当代艺术文献。正如刚才老师们所说，如果要举办40年的书籍展览，我非常希望能看到，以及批评领域写作研讨会和学术活动。我们策划国际性的展览，包括今天李章旭老师从韩国的角度，基于国际的平台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几个方面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从很多方面去期待这个空间未来的发展。今天包括向京老师能来到现场，一个艺术家去分享是非常有价值的，以后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展览，大家开幕式的时候就可以请到这里来——进行“春辰有话说”栏目。

王春辰：晓楠的建议挑战极高，不过这是一个好的工作方向，我以后要着手做这件事情。前些年，我经常来798，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那时候这里有很多研讨会，应该是在13年前或者14年以前，近几年的研讨会逐渐减少，这个变化特别明显。我们现在坚持做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会有效影响这一代人或以后的人，这些文献更多是留给后人。我2012年去英国考陶德艺术学院一个多月，我在他们图书馆看到了一本英文书，1936年出的小册子，《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那时候的当代艺术是张大千、齐白石，他们在英国做展览，说明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关注中国了，也能了解到他们怎么认识中国的。

中央美院《世界美术》杂志编辑、副教授、青年学者赵炎

赵炎：刚才老师们说的我也都很有启发，首先要从机制上来肯定研究中心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下798的环境里，刚才老师说到了它未来的发展和趋势，我觉得当下关注写作、关注文献已经是很难的事情，王老师要做文献的梳理，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构思，因为我们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尤其是刚才说的年轻一代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他怎么去认识我们？

第二点我想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聊一聊关于文献的问题，因为任何东西它的留存方式，它认为它的物质性、文化要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可能在文献中不够清晰，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的视觉艺术空间里的艺术，是经过转换的，经过了图像的转换。两种不同的媒介在进行转换，所以我们怎么去还原它的原初的历史和现状，那个时候的现状其实也是给研究者的挑战。刚刚范老师讲的案例是对历史写作的一种反思，一种冷静的反思。40年的当代艺术历史写作到底应该怎么展开？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这个研究中心收集的恰好是一手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研究者很难找到一手文献，找不到的时候就会采用很多已有的观念，只能依赖前面写作的历史去套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一手的、原始的、最初的文献是很重要的出发点。刚才王老师和各位老师都说了，要留给未来，不仅是当下，也是未来的研究者和关注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第三点，我想简单谈一谈媒体，尤其是文本、杂志、画册这些纸质媒体在当下的现状，我做的工作是做《世界美术》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筛选内容、组稿、制定专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本杂志从1979年创办，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系统全面地介绍国外艺术的杂志，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杂志的定位也持续关注国外，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有不同的类型，有艺术家，有展览，关于当代艺术的理论，还有涉及到不同类型的当代艺术窗口，都会有相应的专题，这是我们杂志目前还在坚持去做的关于当代艺术的一些工作。79年创刊以后，90%的内容是翻译，是翻译介绍国外的前沿内容，让我们国内的艺术界了解，影响还是很大的。如今很多学生写毕业论文，很多主题最早都是在《世界美术》出现的。但是今天环境变了，资源、网络更发达，我们的很多内容要做调整，大概是16年以后，我们就进行转换，一方面关注最前沿的艺术发展的形态——当代艺术与技术，其实就是涉及了大量的新媒体艺术、网络艺术，关注最新动向。另外一方面，我们约稿组稿要求做一些原创性研究，所以我们现在的转型过来翻译的内容就很少，我们一期就是18篇文章可能顶多一篇两篇是翻译，其他都是原创性的研究性文章，但是定位的转换也对研究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我们杂志不是做成现场报道，我们是要做研究性的杂志。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说明这40年对于当代艺术的认识，对于国际资讯的了解，也在经历变化，再加上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艺术家的大量文献资料被数据化，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纸媒在没落，然后数字媒体在快速垄断与适用当下的文本转换的工作写作问题，王老师的研究中心除了纸本资料以外，我想可能也需要数字资料的收集。

青年作者、策展人林梓

林梓：各位老师说的都很全面，每个人都涉及了文献文本的方面，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我当时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是一个展览的形式，我想到的是艺术批评的写作可不可以和艺术文本的进行某种衔接，然后变成一种更有趣味的艺术批评的文本？

第二个我想结合我的亲身经历，想聊一下关于画廊板块中一些机构对于这方面工作的情况，大概就是在我们11月份的时候，我试图策划在杭州的一个展览。它其实是在一个很小的展，给年轻艺术家做的群展，是很商业的，因为展览以销售为导向，工作推进了一段时间之后，甲方的负责人直接跟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展的目的是为了卖，能不能咱就不做这个展了，咱就直接卖了。

我当时很不高兴了，我说对于机构来说，可能这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对于参加的艺术家来说，他的作品就这样消失了，换来这些钱，在历史上既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做出证明，它连事件都不是，我试图说服这个机构，但是结果并不成功，我非常不认可这样的做事方式。有趣的是当我回去问这些年轻艺术家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向我表示说他们可以接受，没有展览没有文献的情况下作品卖掉了，就这样让我看到现在的艺术行业已经沉沦到了这样，虽然不是所有，但是这作为一个个例，一个画廊连展览都不愿意做，那更不用提关于对于文献、关于历史和这样的论坛，应该说在今天，很多画廊都把这种文献工作当成一个累赘，认为这是额外的成本，我在想怎么试图改变这种认识。

王春辰：我们今天的谈话就是让我们试图改变。

林梓：我觉得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并不完全是一个关于道德的讨论，而是涉及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方面其实还有更多的思考空间。我认为这也让我们反思并推动后续工作的展开。因为我不在评论领域，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更像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

王春辰：关于出版，其实每个城市的艺术机构、艺术家都在努力，都值得关注和收集，他们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某些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同时更注重输出。

刚才提到90后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出版、印制画册文献却不多。这可以归因于很多因素，比如成本。有时候，不是机构或者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数字化的普及对传统方式的冲击。文本的数字化确实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发，而画册却是沉甸甸的，制作成本也高，这导致一些人开始用体能和成本作为考量标准。其实，我认为，即便数量可以少，但不能完全没有，这样才能让研究者安静地阅读它们。然而，现在很多内容存在于网络上，虽然看似可以随时查阅，但实际上有些内容已经消失了。比如，我们今天可能再也找不到20年前挂在某个网站上的资料，因为服务器关停了，数据就没了。不要以为数字化和网络化就是永恒的，甚至有人可能把重要文件存到了云盘，但云盘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很多艺术图片无法分享。总的来说，这些问题告诉我们，无论是做论坛还是推进其他工作，包括艺术中心的任务，都需要对资源的收集和整理保持重视。

向京：我觉得刚才你提到的观点很好。尤其是当代艺术家的相关研究，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们还健在，我们还可以直接与他们交流，不需要完全依靠回忆和二手资料。但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源收集起来并转化为文献供后人研究。我觉得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当代艺术相关的研究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源。

王春辰：是的，这样一来，研究者在查阅资料时，就能有更便捷的途径获取信息。

向京：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例如，有些机构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坚持下来，但他们当时的愿景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能够将当时的资源整合起来，未来就会少很多遗憾。

王春辰：没错。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建立现代艺术档案的想法，比如朱青生、易英老师在央美当时建议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一个档案中心。后来朱老师去了北大，尝试做一个以数据为主的档案，这个档案主要是条目式的数据，无法看到具体内容。后来，虽然有一些机构尝试存储这些研究文献。我也曾作为专家参与过部分文献库制度的制定讨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个档案研究中心必须依赖于持续的学术关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目前看来，这样的机制还不够完善。我个人可能没那么大的能力去做这些大规模化的事情，但我会尽力把展览和资料结合起来。例如，我在龙门艺术区筹备了一个小空间，大概可以存放3000册以上资料，展后这些文献会存放那里，供研究者、学生查阅、研读。那个空间虽然不大，但足够开始做一些基础工作。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公众号等平台进行推广，慢慢地可以吸引更多学生和研究者参与。做这件事，实际上就是进入了实践领域，而这些对话和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一般来说，需要梳理诸多问题。现在有些人仅仅从网上随便找材料,这种方式是不够的。要通过理性分析，特别是在展览研究，不能只是表面的访问，而是要更深入的讨论。既然是在展览中体现，那么能不能通过分析，来研究如何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悦笛：没错。好的文献应该是三位一体的，不是平面的记录。比如，数字化是一个重要方向，它能将作品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

王春辰：数字化的便捷性不容忽视，但纸质的物理记录也很重要。这种工作需要长期坚持，需要社会支持。我个人也希望能通过合作得到更多鼓励。研究时可以将文献作为参考，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年代、地域等维度进行分类分析。这些工作既是普及性的，也是学术性的。如对于女性艺术的文献整理，我们可以发动大家一起寻找相关资料，并邀请策展人参与，逐步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和展览。最终，这种工作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还能为社会和艺术界提供更多启发和实用价值，当整个机构运作起来后，这些资源会形成良性循环，为更多研究提供支持。所以，我们期待这个项目能够逐步推进，并产生长远的影响，感谢大家今天的讨论。希望我们后续能通过这个平台实现更多跨领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