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泊头镇”

　　一夜无话。天刚亮，真的是小李将我唤醒。他说趁凉快走吧，也不记得没吃吃东西。到了“铁道队”，就是到家了，我毫无给饭钱、店钱的念头。但我可不会张嘴要吃的，该给人家自然会主动给；不该给的，自己要，可就显的“厚颜”了。

　　按照指引，太阳不出我就上路了。

　　走得有了人迹，我也没大厅路。反正没见岔道。那些扛农具下地的也许没去过泊头，岂不瞎耽误功夫。七十里也不会这么快就能到。

　　我沿着大路前进，人不多，但并不乏人迹。时常有人从我后面赶到我的前面，看太阳的位置应该有十点多了，如果起程时有五点，那么我已走了五个钟头。“铁道队”那位“同志”（这是我新想好的用词）说七、八个钟头就可走完七十里地，五个钟头不就走五十里了？胜利在望！我有些兴奋。我要核实一下，决定要开口说话了。

　　找什么样的人？大人三言两语告诉你，他就走了，不能多问。还是找年轻的好，同龄人总是有“同”可求嘛。过去了几批次，不合我的要求，反正不急。后来，来了两个年轻人，年纪一个和我差不多，有十八、九岁；另一个小点，有十四、五岁。就这两个！一边走一边注意他们的到来。等他们走近了，怕他们走过去，所以我先回头和他们打招呼：“劳您驾，去泊头这么走对吗？”“对，顺着大道走就到了。”“这儿离泊头还有多少进里？”“还得有三十几里。”这可叫我大吃一惊：五个钟头才走了一半呀。现在我走的速度已经没早上快了，再这么慢，到泊头镇还不天黑了！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会不会遇到狼？我一边走一边想主意：我得搭伴：“你们到那儿呀离泊头远吗？”“我们到XX，比泊头近，再走十几里就到了！”我可有点慌乱了。他们到了，我还得一个人走。再说以后是不是能够帮我，还心中无底。我要从他们这里再多了解些情况，所以我就和他们开聊了：“我从天津来，没到地农村，什么也不懂。”“这块地种的是什么庄稼呀？”“高粱！”开始是大的和我说话，这次是小的答。我又虚怀若谷的请教：“怎么这个穗和路那边那块地里种的穗不一样啊？”“那不是棒子吗！”“噢，真的，那不是大棒子吗，我刚才怎么就没看见呢。”正走着就听见“叭、叭”声响，我问：“这是什么响声？”“拔节呢。”“什么叫拔节？”小的挺高兴地给我解答：“就是长个嘛！你要是晚上来更响，胆小的能吓你一跳。”和他们聊着，我没忘掉要解决和他们分手之后的事：“你们这有雇大车的地方吗？”“近处没有，可是前面有拉牲口的，可以雇驴、马。”“有去泊头的吗。”“那得到了才能知道，如果去泊头的走了，就不好说了。”有了希望，可也有了焦虑：去泊头的走了没有？我的钱够不够？会不会向我敲竹杠，讹我？“你们能帮忙给我雇吗？由你们当地人雇，一定不会欺生！”“行！”小个的挺仗义地答应了。三个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在黄土大路上，我也不像一个走路时那样“累”了。当然还是我问的多，而他们是“释疑者”。

　　越走人越多，眼前出现了一片类似昨天吃面条的树林子，不仅有卖吃食的，还有很多配着鞍子的牲口，没有看见大车。到了，大个的说：“别吃饭，先找牲口，定好了再吃。”考虑周到，是真心帮助我的，我当然是“言听计从”。我站在树荫下，他们俩在场上转悠，和把式们交谈。回来说，大牲口贵，有一头驴，便宜。他把价格告诉了我。按昨天野店找的钱数，三倍还多，小驴要的少，可除去这些“冀南票”也不够。我问他，这里用银元不用？我除去这些“冀南票”，只有一块银元了。他俩又回到原来地方，又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车把式讲价钱。一会他们俩攥着马鞭的把式过来了，同意只收一块银元，可是也说明，驴可没骡子快，但保证能把我送到泊头镇内目的地。省下了“冀南票”，我买了一个窝头。他们两个不买吃食，再走半里地就到家了。我向他们二人衷心致谢后，挥手别去。走了一路，我没有请问对方的姓名、住址。笃定我今后不会和他们重逢，假模假式的虚套子，岂不叫人讨厌。

　　我要依靠的是这位长者了。这位车把式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大热天的穿的是夹衣夹裤，戴着大部分人都戴的那种草帽，脚下蹬着一双鞋面上有两道棱的牛鼻子家制夹鞋。小毛驴身上没有那些高头大马身上的木马鞍子，只是搭着一块棉褥子，倒是驴脖子上也挂着一串铜铃，铜铃下面悬垂着一撮红穗穗。他把驴牵到一块大石头旁边，叫我踩着石头上驴。小时，和妈妈骑过大牲口。可那是坐在妈妈前面，贴在妈妈怀里。现在自己骑，可就麻烦了，我跨上驴，就向它腰中间坐，以为这样前后平衡稳当。可是老头却叫我往后坐，说这驴没有配鞍子，要往后坐。真是，学问处处有、事事有。一样都是靠牲畜代步，坐大车就得往前面坐、骑驴就得往后面坐。其实，当时这种“自以为是”的总结并不正确，因为二者有不少“不可比”的条件。如坐大车，并不是和骑驴一样，直接和牲畜接触；其二，如果驴配有鞍子，仍然不用往后坐。不过总结的对也好，不对也好，知道对学问尊重，对减低自己盲目自满的倾向，帮助匪浅。

　　骑驴和坐大车相比，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就是可以尽量躲着太阳走，找树荫行走。我觉察出骑驴可不比坐大车舒坦，腰老“拿劲”。我还要忍耐，慢慢地放松顺着点劲，才好点，如果不是我走不快，怕天黑，我宁可走也不骑驴。可话又说回来了，不骑的话，又怎能知道它不如坐大车呢。人啊，最好别老找后悔药，倒霉的事里也能找出点“学问”来。

　　路上的行人渐渐少了，我没有发现新的事物，更没有“敌情”的考虑，竟然一股困意向我袭来。要不是此驴一个失蹄把我惊得清醒，我真会在晃动中睡着了。多险，那不就该掉下驴背了吗。我吓得“哎吆”了一声，老把式满怀歉意地解释说：“这驴有一条腿是软蹄，不会摔倒的，你放心。”他没看出我打盹，我怕再找盹，就开始请教了：“刚才我看有的驴怎么比您的驴高大，和马那么高。”“那是骡子，还可比马有后劲呢。”“骡子和驴怎么分啊？”“如果驴和马配的骡子，耳朵长；尾巴可和驴不一样，像马。”我明白了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可是并没弄清为什么有的骡子耳朵和马一样，并不长，可还是骡子。聊这聊那，我就再也没打盹。

　　越走人越多，我猜测可能快到了。这时估摸到了下午四、五点了。我问老把式：“天黑前能到吗？”“这不就快了吗。”我一下兴奋起来。我不担心几点，担心的是天黑不黑。现在天光不定期大亮着呢。“您知道”‘学委’在那儿吗？“”知道，我送你到门口。“哈！万事亨通。

“学委”的小屋

　　进到街里了，也有各类工商业铺户。人来人往的挺多，显眼的是增加了不少穿“干部服”的“公家人”，那气度看着很熟悉。在一个门口停下，老把式托了我一把，我下了驴，腿僵得差点站不住了。出来一个年轻人冲我说：“来啦，快进来。”又冲着老把式说：“大爷，辛苦了。”老人应酬几句，道别而去。

　　虽然没有人在外面预先等着迎我，可是 的到来，似乎全是“安排”好的，好像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有看到接待人员任何惊讶的表情。年轻人把我领到院内，院子挺大，四四方方。黄土地，院里居然安了一付双杠。北边的正房高大，两侧的厢房矮小得多，二者不像同期的建筑。双杠下聚集着几个年轻人说笑，全是天津、北平口音。有一个戴近视镜的竟是天津学联的领导人物，是名校耀华中学的学生，他不认识我。听他们叫他苏林，噢，和我一样，全改名了。那个带我的年轻人一边走，一边向一位女同志说：“左灵，告诉罗大姐一声，来人了。”

　　他带我进了一间小屋，就一张木制单人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椅子。桌子一只搪瓷茶杯、一个竹皮暖壶。门背后一个木盆架，放着一个白搪瓷脸盆。靠盆架的墙犄角竖着一把扫地笤帚和一个洋铁土簸箕。整间房也就七、八平米。但透过窗户射进的阳光，把小屋照得很温馨。这是一间坐西朝东的屋子，可能早上会更亮。

　　年青人说的是天津人的“北平话”。那时还少提“普通话”一说。所以天津人说的“北平话”就是现在的“普通话”。天津的学生通行的是天津话、“普通话”并行，说什么话都没有人“笑话”你。真正的“北平话”有“儿”音，柔软得多，学生不说。所以我从天津到了北平，一下火车就改说“北平话”；由北平回天津一下火车就说天津话，两头都是“本地人”。

　　年轻人拿起暖壶，把余水倒入上面的脸盆里，说：“你先洗洗脸，我给你去打饭。”我用自己的毛巾洗了脸，把毛巾搭在盆架上的横梁上。一会儿，年青人回来了，一手提着竹壳暖壶；一手端着一大碗菜，两个挺大的花卷放在上面，所以看不见什么菜，闻着挺香。“你今天来得正好，今天改善伙食。吃完饭，碗放在这，一会儿我来拿。女厕出了门向南走到头，我老在院里呆着，有事叫我就成啦，我叫小雷，没有事不要出屋子。”

　　“不要出屋！”出人意料的要求。

　　我拿起了花卷，下面的菜居然是半碗猪肉土豆粉条和半碗炒鸡蛋，这种菜就在家里也很少吃到。我家里算是“有吃、有喝”的有产阶级，平日吃的窝头、小米粥、拌苤兰丝。面食除去棒子面外就是高梁面，白面只给爸爸和那位长门长孙吃。从我记忆中已有多年没有这么吃这种“大肉”了，看来解放区的民生问题比国统区好得多。一路来，老乡的衣着、饭摊上供应的饭食、人们红润光鲜的面色和一路祥和无争的民风，都说明这一点。

　　吃过饭，喝了一碗水，去了一趟厕所。回来时，小雷已把碗收走了。脸盆里又留下一盆热水，暖壶没有了。我用这盆水洗了脸，又把水倒在下面的盆里洗了脚，真舒服，我特想睡觉了。用床上的炕笤帚扫了褥子，摆好枕头，打开棉被，被里被面都用白粗布制成，盖这种两面全是白色的棉被是第一遭。家中的棉被，被面没有用白布的，这也算给我“解放”了一次思想。我先合衣躺下，怕小雷进来，不曾想就入了梦乡。

　　一觉我竟睡到了天亮，大约七、八个钟头。小屋不冷，也没有外来寄生虫干扰，两天来精神和肉体紧绷的生活历程，全在毫无牵挂的舒心一觉中放松下来。不知小雷何时送来的暖壶，我倒了一点水擦了脸。出去“方便”时，才知道人员密集的市镇中，太阳没有出来的清晨和野店的清晨都是一样的寒凉。因为全院仍旧在沉睡之中，回到小屋，我又躺下，名正言顺地再睡一个回笼觉。

　　院里的人声，唤醒了我，他们在做早操。因为“没事别出屋”的戒律，牢记于心，所以我绝不偷窥外面的活动。没有书、没有报，我就只能躺在床上“等待”。

　　饭都是小雷送，不是改善生活了，就归入了百姓正常生活常规。小米稀饭、窝头、咸菜。饭后小雷收拾碗筷时说：“一会儿罗大姐来看你。”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一位女同志。“同志”这个词从此进入我的生活领域， 非常喜欢它，这是两个社会“分野”的词汇。罗大姐，年龄在三十左右，中等身材，大眼，五官周正，特别是面色红彤彤地，给人一种非常健康的印象，动作透出一种随便、不拘小节、精明干练作风。一进门就问：“路上累了吧，歇过来了吗？吃的能顺口吗？”一串的慰问。那“没事别出屋”的戒律，对我造成了“无名”的精神压力，也随之消散。我从床上站起来，她叫我坐下。她把桌前的椅子拉过来，和我面对面地坐下：“我叫罗明，叫我罗大姐就成了，你先在这住几天。把你家里的情况写一下，之后现再谈下一步计划。”然后她把内容要求、具体举例讲了一下：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人个历史、思想的发展和转变等等。讲了每个革命者出身本人难以选择；但是可以划清界限，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也提出建立电台的可能性和去华大联大学习的两种选择。

　　谈的时间不短，因为不是她一个人说，而是有我的及时提问，一来一往，所以就拉长了谈话时间。她给我留下纸、笔和墨水瓶，是小雷拿来的。

　　纸是那种黄色标语纸，很脆。墨水是紫的，好像那种外用药龙丹紫沏的水，一点也不洇。这是解放区被封锁造成的直接后果，笔是蘸水笔。

　　之前，在高三的寒假里，陈从敏还没有和我产生隔阂，两个人就谋划毕业后的前途。看到报纸有不少招聘秘书的广告，秘书的工作内容，并不甚了解，想当然得做会议记录，做记录就得写字快。怎么练呢？两个人就一个念报纸，一个写，练了不少日子。这段即兴的游戏活动，锻炼了我写字速度。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和写入学党志愿书那样，把自己的一切交代的清清楚楚，“划清界线”。

　　交了材料，隔了半日，罗明同志来了，这次又问了电台的事。我告诉她：一、我学习的内容和质量都承担不了如此大任，连电台什么样都没见过，这是极端主要的；二、虽说我家里是一个人独居一室，但环境并不隐蔽，窗外就是胡同，难躲敌人的侦查；三、我的家庭，并不开明。此次出来，是不辞而别，再次回去，难设说辞。“既然如此，你还是去华大吧，先转移一下，一会儿叫小雷送你去。”我问：“不是去联大吗？”“华大是联大和北方大学新合并的，校长的吴玉章。”吴玉章我可早知道，是有名的学者，这么有名声的人当校长，完全可与平、津大学一比高低，不会逊色。学校在正定，这个决定令我心花怒放。

敲击心灵的解放区歌剧

　　当真，一会儿小雷来了。我拿起包袱，随他迈出了几天都不许出来的“学委”小屋。小雷把肩上的一条大的毛巾递给我：“你把毛巾盖在头上，尽可能不要露出脸。街上人员复杂，有不少特务混进泊头来了，保不齐有认识你的人。”

　　原来，这就是“不要出屋”的秘密。

　　小雷把我带到了一家民房，和房东老乡打了招呼，送我进了西厢房。这是一间典型的民居、一明两暗，我们进了靠右手的房子，靠窗是一条大炕，有齐炕的炕柜，还有其它的桌椅板凳等家俱。屋里已经有一个女同志在那里，她和小雷说了会儿话，看样子挺熟。

　　小雷告诉我，一会儿他来接我去看华大三部的演出。

　　饭是老乡家端来的。我没有主动和那位先来的同志攀谈，她也不找我攀谈。

　　泊头，这个充满了说不清的又光明、又神秘的市镇。

　　太阳下山了，可余光还很强。小雷来了，仍然叫我两个人都用毛巾蒙着脸。我们紧紧地盯着小雷的脚前进，从脚下看，街上的人很多，越走，突越我们行进的脚步越多，人声也越嘈杂，停下了。我从毛巾缝隙中（真像小学时蒙头从棉被缝隙中看聊斋一样）看到了一个正规戏园子，门口有两个穿黄土布制服的人收票。人很多，比天津、北平戏园子人拥挤多了。

　　戏园人不小，占地看起来比天津市劝业场“天华景”的地方还大，但是只有一层。座位不是一人一个，而是公园里那种长排木条椅。一条椅子坐好几个人。小雷挺费劲给我找了一个坐，又从别的地方，给同屋的找了一个座。告诉我，戏散了，不要动，等他来接。

　　第一剧目是“王在娘赶集”。先是一位黑衣扎着黑裤腿、头蒙白毛巾的老太太出来，说：“今天东街有大集，和玉枝商量好了，今天我俩到集上买点针头线脑。”转身冲台里高叫一声：“玉枝丫头，该走啦！”伴随着一声：“哎！来了！”门帘一掀，出来一位短发小姑娘，身穿毛蓝色布裤，蓝地带白花的小褂，同样的蓝地白花的布蒙头，右手挎一个篮子。抬左手捋了一下头发，这一亮像，掌声四起。听邻座的人说：“这就是郭兰英。”我不知道郭兰英，更不知道她是解放区的名角。但“娘在门外喊一声，玉枝急忙往外行，花布手巾头上戴，柳条篮儿提手中，今天不往别处去，跟娘赶集走一程。哎咳哎咳吆，跟娘赶集走一程。”可是听的清清楚楚。那时演唱不论戏或歌，没有用手举个扩音器的，有名的演员都能把声音送到戏园子的各个角落。我听完这段唱后真佩服，解放区怎么还有这和棒的演员。而且发现不论主角和配角演得都合身份。表情真实、活泼。不像北平、天津的戏，配角像木偶，没表情。第二出戏是“赤叶河”，是一出很苦的歌剧。散戏后和小雷会齐，出了戏园子，天气已有了凉意，街上的铺面都上了饭。

　　第二天一早，小雷就来了，叫那位同屋到“学委”集合，有卡车送她们走。又对我说，今夜还有戏，等他来接。和这位女同志一夜的相处，没有留下她的名和姓，没有一句交谈、连她的长相都是模糊不清的。真正的是位“人生中的匆匆过客”。

　　晚上，看的是白毛女。没有别的节目，今天就一个节目。我除去愤怒时会哭，看书看电影会哭。对生离死别，不会哭。在国统区没有看过这种歌剧，情节好、歌声出自肺腑、演员各尽其责，每个角色都是主角。我的那块蒙头巾被不停的泪水全浸湿了。猛然间我吓了一跳，怎么把蒙头巾拿下来了！我急忙审视四周。根本没有人理会我，都盯着台上，好多人居然“目中无人”地一边擦眼泪，还唏嘘不止地出声抽噎。场上可没有那乱飞的手巾把，散了戏，站起来的人百分之九十的红眼圈。

掀去盖头，奔赴新学堂

　　我一连看了三天戏，场场精彩。

　　观众中穿制服的公家人和老百姓都有。观众爆满，走道都站满了人。解放区的戏剧如此富有生命力，整体水平之高是我意料之外的，这算我的第一观感吧。

　　小雷来了，说今天我就可坐车去正定了。

　　到“学委”大院集合，人可不少，都是到华大的。带队的也是学员，听“学委”的人宣布了几条事项。点了名，都上了门口的卡车。

　　盖头掀掉了，蒙头者是留、去未定之人。如果我只呆几天，仍然回天津，我就是在“学委”期间老蒙着。不离开解放区了，就可掀掉盖头了。小雷不知我是留下之人，害得我看戏时多蒙了三天头。这一车人就是我到华大一部XX班的百余同学中的一部分。环顾同车人，比我年龄大得人多。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坐着解放区的卡车，都是第一次在解放区的蔚蓝天空下行进。年轻人的欢快、兴奋、无虑笼罩着这一群国统区的背叛者。所谓的公路，可不都是现在的这种水泥马路，有时也要穿行在那树木成荫的大树之间，不少时候全车人都要听从领队之人的口令，快速地猫腰，以躲避头上的树杈扫到脸上。忽然有人大喊：“枣”，在家这才看清卡车正穿行在一条两侧挂满红枣的枣林的土路中间。有的人伸出手要顺便摘取这在城里没见过的“树上的枣”，不知谁喊了一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把这新奇的欲望制止了。

　　颠簸中，我发现在部分人相互都有熟人。言谈中，也发现大多是结伴而来的解放区，没有第二个我这样单人独马来解放区的。可这个问号谁来解答？

　　到了黄昏，车进了一个城市，有石板铺成的宽敞马路，人力车、马车，偶尔还有卡车通过。两、三层的洋楼矗立在马路两旁，商店不如天津和北平，可也很繁荣。天很快地暗下来，车停在一个很大的门口，门里有了昏暗的电灯。人们似乎从睡梦中苏醒一样，嘈杂地说起话来。我从他们的交谈中才知道已经到了大名鼎鼎的石家庄，这可是解放区所属的大城市。我和大家进了大门，跟着大家进了一间宽大的房间。房间里分散但有规矩地摆放着不少四方桌，四面都放有条凳，不用问，这是个食堂。领队的三个人在那里商量事，大家就自力更生的自找座位，让颠了一天的劳累的身体歇上一歇。满车的人可都没有什么“行李”需要安顿，最好的事是快点有个躺下的地方。

　　饭来了，主食不仅有馒头，居然还有白米饭。菜是四个，白菜、萝卜之外，还有一条鱼。每个人一吃饭，本性全现，按下不表。

　　饭后，如何休息，我困乏得什么都不看、不想、不记了。反正女同志少，大约一车也就六、七个人，住了一个房间。

　　第二天，全部前住正定。天亮了，我就看了看门口的招牌，原来是个“招待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华北大学所在地正定。弃车徒步，浩荡前进。我活到这个时候，遇到这种前所未见的场景，全身从里到外的细胞都是畅快的。人和人都成了“熟人”，谈谈笑笑，一点也不觉得累，沿路走了有几个小时了？不用问它，有人安排。太阳很高了，大概到了十一点前后，在行进中听到了一种隐隐的响声，我问几个同行的东北“同志”：“这是什么声音？”“前面就是滹沱河呀。”

过滹沱河的尴尬

　　滹沱河我可知道，属河北省，这是上了教科书的大河。但不知有多大，前进中，眼前的视野开阔得“无边无际”，前面的地平线成了双线，白色的沙地上多了一条土黄色的带子，偶尔还闪闪发光，当然那就是滹沱河了。可怎么水会在地的上面呢？真奇怪！

　　脚下慢慢地有点“使不上劲了”，敢情河滩的沙地没有黄土地瓷实。我可是头一次走这么宽的沙地，我想起了黄家花园有供小孩玩的沙坑，也没多深，脱了鞋袜，乾沙在脚趾间不停地穿来穿去，那种快感难以形容，可同行之人没有人脱鞋，我也不好意思脱，正好这时有人脱下鞋磕打灌进鞋子里的沙，我也就坡下驴，也跟着脱鞋，光脚站在沙中的快感回来了，我提着鞋往前走了几步，可和黄家花园的感觉不太相同，夹杂的大小石头又很咯脚。抬头看看前面，河床边，有一堆黑点在活动，那当然是上船的人群，距离还很远。我就又穿上鞋子，这么远的路，脚要受罪，遇到“跑情况”怎么办？可有的男同志可就一直提着鞋前进，我和大家“努力跋涉”到了河边。

　　河岸上的人，从穿着打扮看，大部是和我们一样的，口音庞杂，只有少数挑着筐箩的老乡。到了河边，我可大为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了。原来河中有三条大船，可都因为河边水浅不能靠岸，如果怕蹚河，水有多深呢？我看了一下船工，大概要没了小腿，齐到大腿上部，蹚过了这一段水，才能到达船搭在水中的跳板。前面被背的人就是放在跳板上，而不是背到船上。叫那些“一丝一挂”人背吗？而且我只有一点“冀南票”了，如果不够怎么办？无主之中，我只好观察别人如何处理，有些男同志开始卷裤腿了，有的人已经提着鞋一步一趋地傍在船工身侧蹚水前进了。我等着那几个女同志，看她们怎么处理。因为一个一个地背人，自然要耽误开船时间，所以大家就都准备蹚河了，有经验的同志说相互牵起手来，免得在河中被水冲倒。这可是过河决断的“及时雨”。这样除去了个别人外，大家都蹚水到了跳板旁边，带队的同志一边一个站在调班旁边，把人扶到跳板上，上了船。因为人少，三条船，只开了我们这一条，到达北岸。下了船，领队早和船工打听清楚到华大的路。一路嬉笑歌唱，八月的风早把浸湿的衣裤，吹干了。到达后，先到了一个“招待所”-这可是解放区几乎哪里都有的特色机构。

招待所的等待

　　招待所是个有高台的院子，女生就住在高台的房间里，没有床，而是满地铺了厚厚的麦秸，上面铺着新的农村的那种蓆子！屋里没有留走道，进门就得脱鞋，每人发一床里外都是白粗布的棉被，这可是解放区的“革命”标志。进城后，这床被跟随了我多年，都舍不得丢掉它。

　　屋里的人，并不是和我一样刚到，看样子已经来不少时日了，而且是南方人。有的岁数，比起我来恐怕要大五、六岁，而且是夫妻同来的，我又掉到“小字辈”。第二天，又来了一批河南口音的女同志，可大部分推的是男式分头，这批人岁数就和我相当了。女人推分头在我看来又是“革命”的标识。早来了一天，就好象成了“老同志”，我招呼她们挨着我安营扎寨，带她们巡视“吃、喝、拉、撒”的处所，我开始结交了解放区的第一批新友。和宿舍的人我也开聊，这些先来的同志竟然有很多“知名人士”，好几个是“演剧二队的成员”，有著名舞蹈家的亲传弟子、已事业有成的记者、还有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有教员，我感到自己的渺少。

　　连着几天，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到达。

　　不到一周，领队到宿舍点名，叫到的人马上找行李集合，不在的人请熟人去找，说是到学校报到。

 

作者：江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