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被称为“水泥森林”的城市不断扩张，大大小小的造城运动让水泥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于是各种大、中、小水泥厂应运而生。在中国，生产水泥的工厂不计其数，一位朋友告诉我，仅北京就有1000多个建筑工地，周边的大小水泥厂近百个。

　　1993年9月，当我第一次迈进一个小城镇办得水泥厂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在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里，飘荡的粉尘让人睁不开眼睛。工人们大都戴着几层口罩，只有工头才能分到一个看起来很像样的防尘面具。工人们对我说：“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太防尘，但能遮个脸。”从他那美滋滋的神态里，我感到心里很难受。

青年人在一起都不甘示弱   辽宁

　　这是一个只有123人的小型水泥厂，由镇上投资建造。1992年11月，他们仓促上马，筹集的资金远不够购买新的设备。工厂为早日赚钱，便利用废弃的厂房，从大型水泥厂里购置了一些淘汰下来的残次品，便匆匆开工。这些设备不仅不能配套，而且几乎失去环保功能，这使得所有的粉尘和有害物质都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这个距离居民区只一墙之隔的水泥厂，每天平均要向外面排放1.5吨的粉尘。居民们每天外出都不得不捂着鼻子，晚上的必修课是打扫飘落在寝室和厨房的水泥粉尘。在离水泥厂一百多米的一所学校里，师生们不能进行正常的晨练和课间操、体育课，即使是炎炎的夏季也要门窗紧闭。而周边的马路更成了“灰路”，花草树木也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衣裳”。同时，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水泥的质量也令人堪忧。

拼命的奔跑，挥汗如雨    辽宁 1997

憩   辽宁 1994

　　在呼唤改善环境的同时，我更加关注那些长期工作在水泥厂的工人们。自1993年开始，我先后到过21家水泥厂，多的去过十几次。这些水泥厂规模大小不等，但污染程度却大同小异。在一家国有大型水泥厂，所见到的情景同样不让人乐观。工厂虽然有环保设备，但大都年久失修，处于瘫痪。浓浓的烟尘从各个车间冒出来，在工厂走一圈，很快你就成为一件“水泥制品”。春、夏二季是生产水泥的高峰期，每到夏天，水泥供不应求，工人们要在42℃的闷热车间里抱着110℃左右的水泥袋飞跑到待装的车上。他们头戴防尘面具，脚下荡起厚厚的烟尘，流淌的汗水与飞扬的水泥相伴在一起，那种画面真的让人刻骨铭心。

通勤工人的临时休息室  辽宁 1998

　　水泥刚生产出来时，一般都在160℃左右，要等到冷却后才能装袋。但有时客户急需，厂方更是赚钱心切，被忽略的就只有工人们的承受能力。他们双手时常被烫出小小的水泡，不小心感染后疼痛难忍。在水泥生产线的末端，工人们在40厘米厚的水泥中整理已破碎的袋子，厚厚的粉尘让我们彼此几乎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每拔出一条腿向前移动，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同时必须忍受的还有那刺鼻的气味。穿过生产线的末端，有一个两层的操作室，上面不足3平方米，两个工人机械地操作着，冷眼看去，如同雕塑，用水泥制成的雕塑。对这两个人来说，吸粉尘似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谁吸的多，谁可能赚钱就多。尽管劳作经常是超负荷的，但一旦听到有要装的车皮，每个人又都来了精神。那兴奋的程度使他们忘却了污染的粉尘，也忘却自身的存在。此时此刻，在抱着烫人的水泥袋奔跑中，生计成为他们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工人中，除了一部分是固定工外，大都是临时工，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是城市的失业者。其实他们也知道污染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更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受到怎样的伤害。然而，为了生活，他们又别无选择。在长期的劳作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硅肺病，这也是水泥厂工人们十分普遍的职业病。在一个医院的病房，我采访了一位硅肺病导致癌症的病人。这位53岁的老水泥工人，在21年的工作中，住过27次医院，花去的费用是工作所得远远不能支付的。人之将去，仍外债累累，无力偿还。面对即将辞世的命运，老人欲哭无泪。

装卸队里也有年老体弱者，他们都有矽肺病和其它疾病   辽宁 1998

　　水泥工人如同一粒粉尘，飘来飘去。无论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在他们的时间表上，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春夏秋冬。水泥在不断地生产，污染在不停地加重，疾病和死亡正向他们走来。

没有遮到的脸部都是厚厚的起壳的水泥  辽宁 1998

　　这些年来，国家发布了不少条文，其中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4部专项法和8部资源法、20多项环保法规，313项国家级环保标准。然而，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仍让人触目惊心：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2000亿元人民币;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人民币;受三废和农药污染的耕地近亿亩;每年废气及污染物排放量在8912亿立方米，其中由水泥厂等排放的烟尘达87.8万吨。这些可怕地数字都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人们终于知道啥叫闷热   辽宁 1998

烈日下的劳作者   辽宁 1998

这是一个相对环保的装袋空间   辽宁 1999

　　严格地说，每次去水泥厂拍照片，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我已顾不了自己吸多少粉尘。我那心爱的莱卡相机里面至今还残留着水泥的粉尘。我只知道应该设法抑制这种生产方式，少些污染，多点清新。在涉足这个题目的过程中，我曾不厌其烦地与工人交流，试图增加他们的环保意识。我还要与工头搞好关系，以求对我的理解，我必须提防当官模样的人偶尔前来检查，把我驱逐出“境”。似乎这些地方都“严禁拍照”。

　　然而，有时我又会莫名地陷入一种两难的情绪，如果这些工厂真的倒闭了，地方没了收入，那些可怜的工人呢?失业后，他们又该怎么办?

转载于《中国摄影》2003年第2期

作者：林永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