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这几天在各大社交平台，或是新闻客户端中，总能看到“故宫第三代摹印传人沈伟离世”的新闻。

但除了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人，其它朋友估计对摹印，或印人都没有什么了解，更别说理解为什么此位传人离世，会被这么大范围报道了。

而要了解这一切，还得从摹印说起。

决定印章构成形式的，便是文字的形态了。而摹印篆的本质，就是使文字结构，更适应于印章既定形式的自行构成法则。

古玺印的主流形式为方形，所以“摹印篆”的结构，也就逐渐趋向于平直方整的构成形态了。

可在平直方整中，又往往需要表现出“动”的特征，进而营造印面上的平衡与整体感。

就如白石老人所刻印中，“白”字头上衍生的那一笔斜画，或于篆法未合，却于章法断不可缺。若是将这一笔去掉，则全印便若抽筋断骨一般。

中国文字，并非为艺术而设，其原本是为致用的工具。但由书写而书法，使其不仅有了法度的要求，又有了神采的表现。这在摹印中，便可见一斑。

对于印人而言，为了丰富作品的构成形式，赋予其神采，便需要引入各种文字形态。但文字形态的引入，又不能是简单的堆砌或照搬，须有“刻”的意味，或“留”的特征。

印章篆刻出来的文字分两类，一是朱文，二是白文。朱文，乃白底红字，在印面上，着重表现书法之美，有灵动飘逸之感；白文，乃红底白字，以平稳、宽博、厚重为审美指向。

从刻印的过程来看，虽然两种都是运用刀法塑造的，但白文的线条，显然比朱文的线条，更具有直接表现力。

其次，就印章创作的过程来看，白文比朱文更赋予表现写意性。白文以刀直接成线，更富含自然韵味。而朱文的线条，须以“留”的方式塑造出来，是一个间接的过程。直接和间接相比较，很明显，前者更容易融入，并表现创作时的情感。

但不论是朱文，还是白文，历代以来有名气的印人，在这两方面的造诣都高度统一。如吴让之的篆刻作品，无论朱白，结字生动活泼，线条流畅；吴昌硕博采众长，兼容并蓄；齐白石章法大开大合，刀法横冲直切，路子极野，但不俗气。

然而，这些人只能算是少数派。在印学发展史上，更多的篆刻家往往是朱文一个样，白文另一个样，完全无法认定其作品归属。所以，印人常常要花很大时间与精力，去解读原印。

纸质文物，终究是会降解的。为了让几千年后的人们，还能看到文物的原貌，历朝历代都有临摹过往名家之作。

而名家完成书画作品后，都会标志性地附上自己的印章。这一“章”，透露着他们自己的章法布局、运刀手法，雕刻意境和深刻领悟，极具个人风格和时代色彩。也是有了这一“章”，书画作品才显得完整。

因此，故宫的文物专家们，在花费数个月、数年，临摹完画作内容之后，还不算完全完成作品的临摹工作，还得再盖上与原画作相同的章，才算完美复刻。

而此时若是章的效果不行，没有展现原印风采，那这幅临摹了许久的画，也就废了。由此，我们也可足以了解，沈伟对故宫修复文物工作的重要性了。

只可惜，他走了，而这种由汉字篆刻及印章石组成的印章艺术，未来的出路又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