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管窥平城砖瓦文的文化价值

　　——一千五百年前书事活动的鲜活资料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的源头可追溯到汉代的刑徒砖、汉长安吉语瓦当和魏晋的墓砖铭，而北魏后期洛阳城址出土的众多“瓦削文”则是北魏平城瓦文的推延和发展。平城砖瓦文，就其书体讲，是真草隶篆诸体皆全。以砖质铭文为例，其书风既具魏晋铭刻书风尚，又明显带有北魏后期铭刻体的某些特点，这便是魏碑书体的早期形态。北魏平城时期的吉语瓦当所展现的则是汉代之后又一个文字瓦当的高峰和繁荣期。平城的瓦文丰富多彩，光怪陆离，其时代和文化属性可概括为“民间”二字，正是这些大量的富有民间意味的鲜活字符成就了一个民间书风大放异彩的时代。

　　其一，平城砖瓦文生动展现了魏碑书体的早期形态。

　　我不赞成一些论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由隶向楷的转型期，更不同意关于魏碑是这个转换过程的中间形态的说法。因为汉末至曹魏已经完成了汉字的书体演进。东晋到北朝已是一个诸体皆备、各呈其美的时期。只不过是各种书体用于不同的场合罢了。文书体中，庄重的文书用楷书，一般的文书手札用行押书，宫殿的榜题用篆隶；碑铭志石，正文用隶书或楷隶、隶楷，碑额一般为篆书。魏晋是这样，北魏平城时期也是这样。然而作为主流书体的铭石书(略同于今天的印刷体)，在魏晋南北朝确有一个由隶到楷的转换过程。如果把某一时代的铭刻书体与流行书体等同起来、混淆起来，就会犯1960年代郭沫若先生因目睹几方南朝王羲之家族成员墓铭而否定《兰亭序》存在的失误。北魏太武帝于始光二年(425年)初造新字千余时就说，当时是“篆隶草楷，并行于世”[《魏书o世祖太武帝纪》]。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真、草、隶、篆诸体皆备，恰好印证了这一历史真实。平城时期的砖志、砖铭无论字多字少，多为楷笔隶书或隶意楷书。瓦文则以楷、草、行居多，隶书次之，也有少量篆书。

　　北魏平城时期的砖铭砖志，总的可称为隶楷，有的隶意多些，称楷隶，有的楷笔多些，称隶楷。虽然它与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体、后来的洛阳体、邺城体通称为魏碑，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是此而非彼，有其独特性。说到亲缘关系，平城砖文与洛阳北邙体更亲近，因为平城是上游，洛阳是下游，平城体自然是洛阳体的早期形态或准备阶段。

　　《建安王妻》《乐乡君》、“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丹扬王墓砖”，因为是王家大冢，所以更靠近隶书，共同特点是肃穆峻整。少字的“王礼斑妻舆”、“常山真定贾兴”、“平远将军墓砖”、“宿光明冢”、“王羌仁冢”隶意草情，精彩纷呈。北魏平城时期靠近隶书的砖铭砖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隶书，其行楷章法、楷书笔致、草书情趣，特别是溢乎其间的真率、质朴、稚拙以及雄強豪放和不事雕琢都预示着它的灿烂前景。时间靠后的楷意更多，前行的步子更大。即便是永兴元年即409年的“王班”砖也是雄风強势的楷书，这一方面说明砖石或隶或楷，并不完全取决于时间前后，同时也与书者所谙书体有关。纵而观之，平城墓砖繁简不同、大小各异、前后无序，书体有别，一旦总观分析，便可揽得这个砖铭群体所显示的北魏一百多年铭刻书迹的前行轨迹，有了这一层，这些寻常物件便有了大大超乎其本身的文化价值。

　　其二，继两汉之后又一个精彩纷呈的吉语瓦当时期。

　　北魏平城文字瓦当与汉代的吉语瓦当既有传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发展和出新。一是字体有别，汉代多见的“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当文，多为折叠堆曲而回环排布的篆书，北魏则以较为平直的隶书为主，即便是篆书也较为平直易识。二是汉代文字瓦当当面只是正中一个乳钉，字间尚未出现“井”字和乳钉，而北魏的文字瓦当却以“井”字格将当面分成四个等分，大乳钉处于井字中央，在“井”字的上下左右四字平均摆布，四角又各饰一个小乳钉。这种形制实际上在北魏建都平城前两年的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为后燕主慕容垂所建)就出现了，说明北魏吉语瓦当的这种形制是拓跋氏从“东胡”故地带来的。

　　平城吉语瓦当大多是隶书，有的稍用篆法，有的略呈楷意。“富贵万岁”瓦当，是平城文字瓦当的大宗。太和早期文明太后冯氏方山永固陵“富贵万岁”瓦当当文宽博敦厚，浑朴圆劲，古韵悠长。孝文帝万年堂前的“富贵万岁”，字体与太后陵者相似，但体势稍向右下垂曳，笔画略显瘦劲，比之前者，规矩过之，雄強古朴则少逊矣。在大同附近一处北魏瓦窑遗址，我们看到了形制、大小、书风因模而别的“富贵万岁”瓦当。有的墨气浓重，隶法森严，直追两汉风度；有的沿高棱直，当文斩钉截铁，颇似《司马金龙墓表》；有的行运自然，劲捷犀利，简洁而洗练；有的框高沿宽，线条厚实，中乳宽大，纵向“万岁”二字体扁，横向“富贵”二字形长；有的模制精美，体形小巧，字体在篆隶之间。永固陵前的“忠贤永贵”瓦当，分篆书和隶书两种，隶书者虽有结体疏密、点画轻重之变，但却难掩世俗之气。永固陵的“长乐富□”、“长寿永□”等虽是隶书，但却全以楷笔楷意为之，几近楷书。云冈窟顶出土的“传祚无穷”瓦当，简洁生动，为北魏平城瓦文中的上乘之作。隶楷“大代万岁”瓦当，是北魏平城瓦当中的精品，此当初见于1998年，其径20.5厘米，当面以井字格分割，格内四乳圆大，外沿宽博，沿内饰弦纹。大代万岁书体为平城时期的新隶体，长横都是方起挑收，书风方峻沉雄。这与《南巡颂》、《司马金龙墓表》相类，体势平正而不右昂，撇笔向左呈复笔方出，直笔左出圆收，制作考究精良，气势博大恢宏。据云出自大同市东的东方名城工地北魏瓦窑遗址的“荩忠奉上”、“长寿永昌”、“延庆益祚”、“政和治穆”、“康乐永吉”、“永覆群官”等吉语当，直径均在15厘米左右，字体在篆隶之间，字体整洁方劲，洵为精品。

　　篆文瓦当在大同市也时有所见。方山永固陵“长乐永富”和“万富长流”以及“福”字残当算是比较规范的篆书，精整中时出奇气，曲高难和。篆式“富贵万岁”、“忠贤永贵”和“长寿永昌”，韵古风淳，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大同操场城北魏宫城遗址出土的“皇魏万岁”、“皇祚永延”、“皇年万岁”，也颇具篆意，古趣盎然，而“寿贵”当则全为精整的李斯法了。“燕帝富贵”简篆，出自大同市西北的新荣区。瓦当虽用篆书，但点画错谬残缺，几乎不可辨识。总而言之，北魏平城时期的吉语瓦当内容丰富，书风高古，信息量大，多彩多姿，原质原味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准、书写能力和书体运用情况，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

　　其三，使当代人目睹了一千五百年前大放异彩的民间书风。

　　如果说北魏平城吉语瓦当书迹具有官方的性质，那么大同地区近十多年出土的众多瓦件刻印文字所具有的便是民间属性了。在21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只知洛阳北魏皇家工程有瓦削文，研究者也往往将它与皇家工程本身联系起来，基本上没有谈及它的书体、书风，更不知它的根本何在。北魏早期的平城明堂和宫城瓦文发现后，洛阳瓦文便有了参照系，也找到了源头。与洛阳瓦文相比，平城瓦文少了些程序化、程式化的因素，文字也更为简略，但它的雄强、粗犷、高古、质朴和天真烂熳，亦即強烈的民间属性却是洛阳瓦文难能比肩的。

　　一方面，似乎平城时期看不出对制瓦工匠的书刻有什么限制，譬如书写格式，书体限制，书刻工具等等，都十分自由，这是瓦文存在和书体多样化的先决条件。平城瓦文书体的多样化，还决定于工匠队伍成员的多样化。平城的北魏王朝是一个新型的多民族政权，平城是南来北往的官、民、兵、贾聚居的大都会。如同著名文士刘芳曾在平城寺院佣经，完成《世说新语注》的文学家刘峻(孝标)曾在云冈石窟帮助僧人记译佛经一样，平城时期的皇家工程队伍也是一个成份复杂的群体。为了谋生，不同的人员都处在同一阶面上。反映在瓦文上，便是书迹面目的多样化，书写水平的参差不齐。就所见刻在板瓦瓦面和筒瓦瓦舌上的文字，有篆书，如皇、莫问、丘、桃、虎等；有隶书，如李、侯、勋、子、受、定、道等；有楷书，如丰、伏、李伏、十头、生、德、奴、兴、知、范太等；有行书，如得、天、胡、人、陵、孙贵、相、香卢、洛、伯、高、斗、买德、永德、天牛等；有草书，如根、阿兴、七桃、夏以及个别李字。以书手之优劣看，有原本是书法能手而沦为工匠的，如子、勋、道、廿二、人等字的书者；有才气很高的民间书手，如奴、侯、兴、知、根、定、受、香卢、阿仁、阿兴等字的书者；也有几不能成字者，如察、白等字的书者和一些简单花押的刻画者。以其书写工具看，有用铁木硬锐器刻画者，如侯、李、范黑太等，有用手指直接刻写的，如根、和几个兴、生等。

　　瓦文书迹点画的丰富性和手迹化，更取决于特殊的书刻载体和工具。瓦文的书写载体是未干的瓦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刻文而是写字，匠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写”，书手的艺术才情、书写风格和情性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像工匠阿仁的签字，把“阿”左边的“阜”旁，升高到高山仰止的程度；工匠阿兴将“兴”字的最后一点变成了竖弯勾；一位简称为“奴”的工匠，将“奴”字左边的一撇右边的一捺伸长得让一般书人不敢想象。那位签“受”字和像葵字般花押的工头也把文字和符号夸张得无以复加。说到书写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有用铁釘之类的尖器的，有用木棍之类的钝器的，也有顺手捡起树枝禾秸当笔的，更有什么都不用而以手指刻划的。如有几个“兴”字就是稚拙可爱的指书。平城瓦因为没有程序、程式的要求，验收者尽量用简单的字素表达复杂的意思，如“受”、“定”等；工匠的签名也是或全名，或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或以花押、符号代签，还有人在瓦面上刻划了一些围棋棋枰般的方格。

　　前者现代书法潮席卷，许多书人对流行书风趋之若鹜，以支离为天趣，以丑拙为奇美，自以为开发了书法艺术的新领域。其实这种童稚体、支离态古已有之，不过当时是流行于文化层次较低的成人和真正的童稚之中，历朝历代的书家虽然有时也从中汲取一些合理的成份，却将其置于书法的门庭之外，很少有刻意模仿者，于是这种书体只能存身于下里巴人间。不管怎么说，平城瓦文是一个真金与泥沙混杂的矿仓，这种民间气十足的书迹，一经烧制便永远地记录下了一千五六百年前平城地面那个特殊人群的书事活动。这就比那些古人纸质法帖的临本、摹本更具实物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因而也就具有了丝毫不能低估的文化价值。

　　其四，平城砖瓦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平城砖瓦文字虽然还难于重新构建一部北魏早期历史，但是它补史、正史的作用不可估量。

　　如“燕帝富贵”瓦当，这是一件难得的十六国末期慕容燕遗物。《水经注o（左水右纍）水》载：“(羊)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垂自河西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396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輦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巴蜀本《水经注》]这座老公城在何处，迄无定论。经我十数年考察，并获知在这里出了“燕帝富贵”瓦当，燕昌城即老公城在今大同市西北40里下甘沟村城路地就坐实了。同时也解决了历来学者关于燕魏参合陂之战行军路线的讼案。

　　再如，“王礼斑妻舆”与“王班”残砖，并不起眼，但我从已出土延昌四年(515年)《王祯墓志铭》载：其为“乐浪遂城人也，燕仪同三司武邑公波之六世孙。高祖礼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王基墓志》：“高祖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知王礼斑亦名王班，本慕容燕旧臣，道武帝皇始初入魏。而这门王氏正是世代与文明太后冯氏、宗室拓跋氏、辽东望族韩氏等名门望族联姻的乐浪王氏。[殷宪《从北魏王礼斑妻舆砖、王斑残砖说到太和辽东政治圈》，《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辑]

　　再就是从出土瓦文再现了平城时期皇家建筑队伍的民族成份、知识结构和生产工序，等等。我们还从一些志墓砖石了解了来自不同地区“投化客”的籍里、葬地和葬制等细节。

作者：殷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