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水墨人物画在20世纪初产生了显着地变化，主要体现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绘画法则来改良中国传统的水墨人物画，“合中西而为新纪元”，主要代表性人物是徐悲鸿和蒋兆和，二人同时又被称为“徐蒋体系”，刘骁纯在《论蒋兆和》中首次提出了“徐、蒋系统”之说，刘曦林认为称其为“徐、蒋体系”更为合适，¹这种“徐蒋体系”之说正是由于其二者在对待中国画改良主张上的相同处，都是“借西方古典写实法改造中国水墨画”，提倡将西方科学的绘画法则，素描、解剖、透视等方法运用到绘画的改良中；以写实主义来进行艺术创作和美术教学；始终以为人生而艺术作为其艺术发展的目标等等，都体现出两者的相同之处，所以才有刘骁纯“徐、蒋系统”和刘曦林的“徐、蒋体系”的言论。

　　但是，在为人生的艺术实现的方式上两者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别，徐悲鸿采取的是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思维，蒋兆和采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思维。徐悲鸿的水墨人物画作品多是表现古代寓言和神话故事，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有《巴人汲水》和《贫妇》，艾中信认为徐悲鸿是“推崇古典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²徐悲鸿的创作思路整体较为多样，他的代表作品《奚我后》《愚公移山》《九方皋》《田横五百士》等，都是采取古典主义的艺术思维，徐悲鸿是在借古典题材对现实社会进行隐喻和暗讽，所以徐悲鸿在为人生而艺术的时候是在通过古典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维来实现的，正如徐悲鸿自己所言“我虽提倡写实主义廿余年，但未能接近人民大众”。蒋兆和在对水墨人物画的表现上同徐悲鸿恰好相反，他采取的是完全的通过现实题材来表现其内心蕴含的现实精神、悲悯情怀和对现实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流民图》、《一篮春色卖遍人间》《卖子图》《轰炸之后》等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

　　“徐蒋体系”经过一百的发展变化中，产生了诸多的样式风格，有周思聪在变形中的发展，也有田黎明在追求笔墨中前进，还有赵建成在坚守写实造型中的突破。康晓铭作为赵建成的硕士研究生，吸收了“徐蒋体系”以及赵建成在绘画教学中所强调的写实造型观，康晓铭的水墨人物画作品中显着地特点亦是其扎实的写实造型功力，不论人物脸部骨骼、肌肉的细致刻画还是通过人物手部所体现出的不同年龄人物的特性，康晓铭都有很好的把握。在扎实的写实造型的基础上，康晓铭对水墨人物画的基本要素---笔墨，也有深入的理解与体会，在日常的艺术实践中，逐渐提升对笔墨的把握和运用。在笔墨的表现上，尤其注意笔的皴擦点染所产生的画面效果，这一点亦是从对蒋兆和的作品的临摹中逐步学习和改善的，塑造人物形象时浓淡干湿在画面中的结合表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语言。

　　作为一个青年美术工作者，他在“徐蒋体系”之内汲取养分，在水墨人物画中西结合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中国国家画院 崔晓蕾

注：

1.刘骁纯文原载《美术史论》，1993年第2期。

2.艾中信《徐悲鸿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作者：崔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