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以油画为“主业”、以国画为“副业”的油画家一样，刘杰近年来在创作油画之同时，也操起了毛笔，开始写意花鸟画的探索与创作，并大有“改换门庭”之势。这种转换，既源于其主观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钟情笃意，也与客观上中国画的应制方便和长于抒情写意有关。由于刘杰有深厚的艺术素养和对花鸟画艺术的酷爱，加之路子正，其创作步伐迈得稳健沉实。

　　中国写意花鸟画以表现主体的内在生命活力和性情意趣为主旨，就必然超越客观物象的束缚而使画家获得表现上的自由。而且，在组合形式上，它在特定的空间里将书法、金石、诗文等其他艺术形式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其表现性更为丰富，画家创作的精神意向更能通过不同艺术形态的组合得到更为深刻的揭示。在表现技巧上，写意花鸟凝炼了中国画的笔墨技巧，使其表现对象在以纸之素白为天地的一维平面中创作出超越时空的物象组合。总之，中国画的写意性给画家提供了描绘物象和展现主体精神以极大的自由。正是在这种具有较大任意性的创作中，刘杰感受到了与油画不同的创作激情和审美愉悦。当然，这种激情、愉悦并非来自逸笔草草、信手涂鸦式的自由渲泄，而是来自一定造型能力和笔墨工夫基础上的心手两爽。刘杰的油画，多是一些表现童稚童趣、描绘自然风景的题材，体现了画家对清纯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写意花鸟画中，他仍然不放弃这种追求，只是所描绘的物象转移到了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上来。刘杰的笔下，无论牡丹、海棠、芭蕉、菊花，还是燕雀、松鼠、雏鸡、小鸭，都是一种人性化的再现，也是画家审美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外化。反过来说，画家笔下的这些花鸟，也完全超越了物象形态的自然属性，成为画家主体精神的载体，具有了某种审美的价值取向。因此说，刘杰从油画转向国画，从人物转向花鸟，找到了更能体现生命律动的新的归宿，并在实践中，实现了笔随意转、心手双适。

　　刘杰是从油画起家的，由于没有经过中国画的系统训练，使其在放下油画笔拿起毛笔的转换过程中有时难免力不从心，但他是一位悟性高，学习力强的画家，加之他多年来美协组织、领导工作中对国画艺术耳濡目染、心摹手追，使其在对中国画的领悟和创作上起点比较高。他明白，中国画较之油画，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其中虽有可借鉴处，但能直接拿来的东西并不多，要真正步入中国画的堂奥，还必须从头开始。他更懂得“取法乎上”的道理。于是，他初学吴昌硕，后上溯八大，力求从大师们那里登堂入室。他在探索中发现，吴昌硕善于从整体特征的角度去把握所描绘的各种物象，如葡萄、紫藤、葫芦等，感悟其曲折盘绕的共同属性，并使之与“不质不形如飞如动”的行笔相契合，创作出一种远离物象，却适于笔墨表现的符号化了的表现方法。从八大那里，他发现画家视画如作诗，一笔一画，字斟句酌，于简处寻韵，于画外求意，着意与不着意之间，皆其心印所到，故画中一石一鸟，一花一草，孤寂中寓平淡，静谧中寓生机。这些发现对刘杰的花鸟画创作启发甚大。从其近来的作品可以看出，他长于巧妙地描绘自然情趣，往往寥寥几笔，便能情趣横生，使形象跃然纸上。

　　由于中国画不仅仅要求画幅的整体视觉效果，而且也要求笔墨方面一点一线的美学内涵。笔墨是中国画的精魂，这在写意花鸟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写意的过程就是追求笔墨的过程。笔墨工夫的高低是衡量写意画家水平的起码尺度。因此，写意花鸟画与书法艺术的结合便成为一种必然。书法笔力、书法内涵美的东方笔墨意识，是区别于西方美术形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不少花鸟画尽管在现代意识上有所创新，但没有立根于中国书法内蕴的修炼，使其画缺乏内涵分量，虽新却不深厚，不耐看。写意花鸟画只有与书法艺术的笔墨观达到高度融合以后，才能成熟并达到较高境界。刘杰对此深有感触。于是，他花费很大精力练习书法，并取得初步效果。刘杰的画，在用墨上力求淡能深厚，浓不板滞，枯不浮泛，湿不漫漶；用色上追求淡而深沉，艳而清雅，浓而古厚；加之用笔上的不断强化，使其作品整体上透出清雅古朴之气。

　　中国画十分重视“老到”之质，就如传统膳食中的“老汤”，料加得越足，熬制得时间越长，其味就越浓、越纯。这里的“料”就是各方面的修养，相信经过长期不懈的“熬制”，刘杰的画定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作者：常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