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最终目的地是走向自我”

——赛格林

　　人类执迷于一种彼此注视之中，一种位于中心处的注视，对自我的注视，以及对注视者的注视。这种无言的交流中充满了人类自我认知的渴望以及不断质疑各种存在及其联系的好奇心。

　　社会化的变革正将个体从原有的体系中滑落出来，坠入模糊，变动的类似分子动力学状态中的社会。这种几近无序无根的混沌状态，导致了个体渴望重新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自我世界。这让人想起尼古拉。波瑞德在《根性化》中谈及的文化储存的概念，他在持续发展了德勒慈的根茎理论后谈到，“草从中间生长，任何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个体将当下视为一个永恒进化的中间阶段，当他反观历史，如同俯视的向下生长的根一样，充满了对于物质根性和心理共性的寻找。对于根性的寻找和重建蕴含了对于进化过程的再认识，它成为各个领域间合并重组的纽带，并为新文化的产生带提供了可能性。

　　“生命由主体投射到客体中，由自我投射到世界中，由人类投射到非人类中”。

　　根性化暗示着共同体的概念，一个容纳所有个体自我投射的公共的载体。它千百年来被储存于一些公共的原始材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材料的图像特质进行视觉传播。美国著名女生物艺术家苏姗。安克曾经借助《罗夏墨迹图形测试》深度探讨了，人类的感知，图像符号和文化共同体的关系。

罗夏墨迹测验

　　在这个著名的测验中，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Hermann Rorschach）通过观众对一组设定的图形的不同联想来获得个性分析资料。这揭示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相同的图像在不同的大脑中引发不同的想像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人类通过想像一种固定模式的图腾成为符号传播的工具。这样相同影像不再唤起不同想像而成为单一信息的传播体，通过对固有图像意义（如图腾）的集体性识别以及由此获得的集体性精神性共振，在意识形态深层建立公共文化系统，让图像成为公共文明的重要基石。

《悟》纸本水墨，149*192cm，2015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深深根植于水墨和宣纸特有的弥散和渗透的特性中，必然和偶发相互交织，无边的混沌和偶发的轻灵相得益彰。水墨成为这种传统思维的经典载体。材料和形式所共有的朴素以及浑然天成的特性为重视根性渗透的东方逻辑提供了贴切的视觉模式，并最终将模式转化为符号本身而沁入文化逻辑内部。今天，对于不同地区文化模式差异性的对比，以及通过模式对意识形态内部的链接关系窥视，正是在多元合作时代东方思维所能提供的有力支撑。

《静寂系列》纸本水墨，80*80cm，2015

　　朱小地的水墨实验深度借鉴了这一延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模型，在混乱而充满偶发性的墨迹内部体会传统材料杂糅中蕴含的格局，气物和灵性。艺术家借助建筑实践中积累的秩序经验，尝试在能量场混乱的内部重新发现或者建构新的秩序关系。在《静寂系列》，水墨在纸张中参差渗透的墨迹被归纳于含有当代秩序和传统骨法的结构中，旧的结构中注入一种崭新的理性秩序，为旧有的文化模式增加了开放性。

　　对于文化模式内部的注视意味着对于文化根本功能的注视，同样也反向带动了个体的自我内窥。这种双向注视的叠加关系暗合了《关系美学》提出的对于艺术家创作的新认识。

　　“他们正在印证了一种愿望：不把艺术品当成一种自主和独特的状态，而将其铭刻到信息和意义的网络中。不再涉及清空历史或者实用一种原始材料进行创作，而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投入无止境的生产浪潮中。”

——尼古拉·博瑞德

　　艺术不再仅仅是个体抒情的活动，也是一种通过图像作用的意识行动。

　　“建筑学与当代艺术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我逐渐习惯于从一个文化发展的整体角度看待其中的某一领域发展的成果和方向，并且处于被动地接受。我的朋友中有建筑师、艺术家、诗人、策展人，我也善于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验，并逐渐构建起自己的艺术和建筑的理论观点。”

——朱小地

　　今天，艺术性的身体成为一个构建不同元素的信息体，多元信息被不断存储，聚集，燃烧，身体与作品间相互镜像，调和，同时伴随着艺术家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反复投射，这不仅带来了异质文化的混合，也造成整个文化系统随着结构性的调整而延伸，个体由此开始聚集成一个根植于原始冲动的共同体。

　　凭借开阔的视野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朱小地将对于自我和文化根性的注视自然地置于多种理论和领域的重叠处。与通常为了吸引不同观众而善于在作品中建立矛盾和复杂成分的西方艺术家不同，朱小地的水墨实践尝试在材料背后，发现在不同领域内部制造的共振的文化能量。在混沌中建立秩序，在浩瀚的经验与激情中全面重拾对文化源头和自我意识的反思。对自我和共同体的注视暗合了人类自古对于安全，认知和再生的渴望。这种隐秘，抒情，自省的生活状态，也许正是当代在东方情怀下理想的存在模式。

2015/08/10

北京

作者：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