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何勇先生是在两千一七年的初夏，那时还是书法票友的我在朋友的推荐下报了一堂网络课程，那也是我在网络上听的第一节课，而主讲人正是何勇老师。时光匆匆，已经两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游离于书法之外的爱好者进入到了书法专业研究领域的学习。今年何先生让我帮他写一篇关于他书法的文章，听闻之后诚惶诚恐，我想作为一名后辈该用怎样的言语去组织，同时还是处于学习阶段的我又该怎样鉴赏老师的书法呢，这也算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但是，从我内心来说依然是想要给老师写一篇关于他的书法鉴赏的文章：这不仅是出于师生之情，更是在于何勇先生在长期的临创过程中自得新意的艺术性的光亮，以至于对我本身学习书法起到的示范性的标杆作用。于此，借一短文以述其鉴。

　　何先生常以行书示人，其师法以米芾为主，兼之二王行草，孙过庭小草等。王铎曾言：“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千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瞻彼在前，瞠乎自惕。”这是王铎的书法的师古思想。从“不敢妄为”与“瞠乎自惕”便足见王铎对师古的看重。时过经年，何先生甚至在此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记得我曾经拿着我临摹米芾的《苕溪诗帖》请先生点评，他给我一番鼓励，而后又指出了大量的问题，甚至于具体细微之处类如横的起伏、勾的形态等都能一一看出问题并给出修正的意见。一件件碑帖有如烙印般的深深印记在他的心中。人常道：学者易而出者难。即使把所有的法帖都能做到一一临摹，但是却不能自己有所体悟。但是，以我之见，也正是何先生在临摹上面下了如此大的功夫，甚至于细枝末节的把握，才为其书法的“出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怀瓘在《书议》中谈到：“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为至真之理，亦可谓张皇妙墨之门。”所谓的“迹”乃含情，即意为关于书法形式与书法创作主体之间的情感存在某种相关性，而并非是文字本身之功用，同时，也侧面说明了书法形式并非机械单一的，而这恰恰是“妙墨之门”。孙过庭更是在《书谱》中言道：“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亦是说书法之功用，并非简单文字的承载，更重要的是情感的贯穿，而其模态之中间环节正是书法的形式。当书法形式展现于眼前，便是需要悉心观察和临写了。黄庭坚在《山谷论书》中曾言：“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随人意。”山谷讲“学书不尽临摹”并非是抄帖也不是胡写乱画，因为从理论上来看，若是将书法作品之形式看成一个有机体，那么全部把握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时也是不需要做到的事情。但是需要的是“观之入神”从而“下笔随人意”，何勇先生谈到的学习书法的方法，即是“弥漫”亦是“统筹”。“弥漫”即是对细微甚至于无限之处的追求（细微之处亦涵情调），“统筹”讲的是对作品的整体性的把握（整体之中即见精神）。碑帖在细微之处透露出情调，在整体上表现出其精神，此乃入神之法。也正是此法，才使得人能够“下笔随人意”即从观之入神后的情调以及精神的把握之后而氤氲而发的自我之性情。如此以来，何先生的书作能够“自出新意”（亦是自出心意）便应自然而生了。

　　何先生的“新意”之作也正是在以上临古、入神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其间所付出之艰辛难以估量。细究其作，虽然整体格调是建立在宋人的基础上，但仍可见直追晋唐之风骨。 这不仅仅是何先生书法的表现，更是其个人品格的散发，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情怀。圆厚的线条，自然的布置无一不够露出何先生书法的品格。先生的书法正如米芾所言：“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险峻而不显怪异、笔力老键而不显得枯弱、用墨润泽而不显得肥滞，一切看上去都是对自然的契合，但同时又是个人性情之表露，而真正的书法作品也理应如此。甚至西方哲学家康德言道：“美的艺术是一种当它同时显得像是自然时的艺术。”张怀瓘所言“加之以玄妙，翰墨之道生焉”，此“玄妙”亦应当是人以及书法创作的形式与自然这三者契合的关系，而何先生的书作无一不践行着这样的原则。

　　王羲之曾言“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此语来形容何先生的书法创作再适合不过，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何先生依然能够岿然不动坚守本心，面对众多的书帖能够融古而出新并合于自然，这实数不易，理应值得我等后辈学习。宗白华先生曾谈道：“窥探中国人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为了改造世界，我们的要先认识自己。”而书法艺术作为人们情感的载体同时又是中国艺术中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其实对书法的研究亦是对人之本心的研究，何勇先生是这条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着，这不仅仅是从单单书法艺术层面上所见之努力；亦是关于人的精神境界向前推动之努力；亦是社会、历史的向前迈进之努力。

　　何勇先生不仅是我的书法学习上的老师，亦是我的兄长。今日，以此短文以述对何勇先生书法之品鉴，但如今我学识尚浅，亦恐托付不效，请何先生正之。

孙睿卿于南京

2019年1月27日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书法硕士）

作者：孙睿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