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著录，清宫旧藏董其昌所作“山水”一卷，绘山岗茆屋，丛树平陂，后接远水平湖，一碧万顷。此卷画面洁净洗练，格高调雅，卷末题自作诗一首：“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前街”，《石渠宝笈》著录误记“街”为“衙”，“玄宰”记为“元宰”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估价 RMB: 15,000,000-28,000,0001.《董其昌书画编年图目·下》，第110至11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2.《嘉德二十周年精品录·古代书画卷一》，第210至211页，故宫出版社，2014年。《石渠宝笈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十册），第206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石渠宝笈》著录页影
以《董其昌系年》所记：“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前街”一诗较早出现于《湘管斋寓赏编》卷六所记《董思白山水卷》，款云：“风（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又题“己亥（1599）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惟吾仲醇，壶觞对引，手着翰墨。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既悟炊梁之晚，可虚秉烛之游，为作此卷，兹余两人，敦此夙好耳”。万历十五年（1617），董其昌为蒋道枢作《高逸图》，董其昌自题：“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自跋：“道枢载松醪一斛，与余同泛荆溪，舟中写此纪兴。玄宰又题。”可知，董其昌与蒋道枢载酒畅游，有怡然自得之状。本作《疏林茅屋图卷》题诗与《高逸图》题诗有一字之别，即“门”与“前”之差。类似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于天启元年（1621）所作《烟树茆堂图》轴，诗题为“烟岚屈曲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也有三字差别。尽管略有不同，但仍不损董其昌原诗本意，“新作茆堂窄亦佳”，“经年不踏县前（门）街”，应该是指他乐于享受归隐生活，不愿再入仕途。如果单纯的认为董其昌有志于归隐，对仕途没有丝毫欲望，只能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作为艺术家、理论家“松雪后一人”董其昌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进取和无奈。正如有专家学者所言：“他（董其昌）的自傲和自我评价显见于他似乎偏爱用在书画之上的少数官印中；他很少用闲章，这一现象在那一时期的文人中实属罕见”。“太史”是其成为翰林院编修的“俗称”，所以其最早具有职务意义的印章即为“太史氏”；1594年，董其昌受封“知制诰”一职，为皇长子日讲官，用印为“知制诰日讲官”；1623年，封为礼部侍郎，用印“宗伯学士”；两年之后，升为南京礼部尚书，用印“大宗伯印”、“大宗伯章”；1634年，退休致仕，封为“太子太保”，用印为“青宫太保”。“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官印是对董氏社会生活的历史见证，每一枚印章都表明了他整个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证明了能使他登上明代统治集团更高地位的具体政治资历”。董其昌一生的宦海生涯可谓跌宕起伏，而回顾董其昌早期的进取之路，如果说他的理想是归隐修禅，那么早期关于他因为字写的不好被松江府会试主考衷贞吉降为第二名后才发奋读书来博取功名的话，如何解释董其昌在1585年第一次南京乡试失败，为何不同陈继儒一样，“裂衣冠”而绝出仕之念。1586年，董其昌再赴南京乡试，及第；3年后，其参加北京会试，得中进士，选为庶吉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万历十七年己丑科进士“题名录”记载董其昌名次为二甲第一名，一甲前三名为状元焦竑、榜眼吴道南、探花陶望龄。庶吉士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为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学士都是从讲读官晋升等等，显要的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常兼翰林之职。董其昌在347名中举进士中又入选22名庶吉士之一，以当时来看，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1598年，董其昌与叶向高并掌文官诰敕、皇长子讲官，已经接近朝廷的权力中心。但是，万历皇帝对郑贵妃的宠爱推及后来受封的福王，使皇长子不能按照正常的时间出阁读书，更不要说受封太子。经过大臣们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万历皇帝终于同意皇长子读书，但在一次讲读授课中，“董其昌不幸诱使年轻的皇子（长子）在答问时说出的话，使满朝即以为是未来统治者的吉兆，结果难免招致皇帝对董的不悦”。《明史·董其昌传》：“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史”。1599年2月，在董其昌渴望已久的日讲官生活仅六个月，明升暗降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其情形可想而知，“以病不赴，奉旨以编修回乡养病”。在上文提到创作于本年的《董思白山水卷》中，董其昌题跋“随风东西，与云朝暮”等等言辞，或有多许苦闷和失望。1604年，董其昌在游山玩水，遍览河山之后，无奈的，类似于放逐，奉旨起任湖广提学副使，两年后，《容台文集》卷五《引年乞求休疏》载董其昌辞湖广提学副使；“又三年（1609），起补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虽“南科黄起龙拾遗、吏部尚书孙丕扬仍咨臣供职，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于肥遁”。自1610年起，至1621年止的十余年间，董其昌一直处于归隐山林的状态。大部分原因在于明末政治斗争的复杂而残酷，纵观整个明史，如钱泳在《履园丛话·收藏》中所言：“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万历三大案”的牵涉，党争的倾辄等等都或多或少对董其昌造成一定的影响。有迹象表明，董其昌被卷入了东林党与齐、楚、浙三个党派互相争斗之中。我们可以想见，即使董其昌深处江湖之远，其同科同门此时已然居于庙堂之高，期间党争不断，再加之东林党的参与，可谓不胜其乱。直至1617年末，经过二十多年斗争和压制，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影响几乎才消失殆尽，而倾向于东林党理想的董其昌，此时亦是失望已极，再加上1616年“民抄董宦事件”的爆发，董其昌此时应举步维艰。幸好，有在朝掌权朋友如吴道南的帮助，否则恐难以维持生计。在而后的数年中，董其昌在悠游、谈禅、艺术创作中安然自得，在“以画为寄”和“以画为乐”并以“参禅”的互相融合中，使得董其昌在艺术创作中增添了自信。“政治的抱负与退隐的诱惑总归是其主题，而书与画则是融合一切差异的调和剂。这是认识董其昌的一把钥匙”。在1617年创作的《高逸图》中，干净整洁的画面是董其昌淡墨干笔塑造的世界，比较纯粹的中锋勾皴，不会有拖泥带水的浑浊感，偶尔学倪云林折带皴会增加整个画面的硬度和活泼感，复线的使用和起落于笔尖的苔点，会让整个画面质感丰富，如临其境。如果说“情绪是艺术创作的源动力”，不时而露出悲观伤感的情绪，酒逢知己的喜悦，“经年不踏县前街”，与其说是对隐居的向往和欣喜，不如说是去掉无奈和牵挂的及时行乐。类似于《高逸图》的绘制风格，董其昌创作于1618年的一套册页，即《书画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画面整洁，用笔峻利果断，线条富有弹性和质感，其各色杂树画法、山石勾皴、坡陂款字都与本卷《疏林茅屋图卷》卷较为接近；而本卷相比较前两者，用线于爽利中更加松弛和自然，充满柔和和自信，或许是因为绘制手卷的原因，墨线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加强，在处理整和碎的山石陂陀画法中，更加突出了统一性，从而整体显得典雅绝俗，不染烟火气息。1620年，《明史·董其昌传》：“光宗立（即当时皇长子朱常洛），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但是，直到1622年，董其昌才应召赴京，此时，已然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二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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