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名人信札、手稿还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热点。尽管作为市场板块结构，它还排不上号，无法与书画、油画、瓷器相比，但作为最具文化内涵的文物文献，还是无法掩去它的光辉。

纵观这二十余年的拍卖市场，有些艺术品因人为因素时常大起大落，如当代艺术，而信札倒是稳稳地上升，时而爆出些高价位。

笔者以为信札、手稿的拍卖大致可以分成清以前和二十世纪两大类。宋至清的信札都用毛笔书写，艺术性和实用性兼备，有的如保利拍卖《局事帖》成交1.08亿、嘉德拍卖《明诸家书札八十五通》成交3528万元、道明拍卖北宋唐坰《致胡宗愈伸慰帖》成交9128万元，这类大致可纳入书法艺术品范围。而二十世纪的名人书札，大多用钢笔书写，更多的成分是历史文献和文物，与西方名人书信、手稿均用钢笔书写相仿。如2012年10月18日易趣网（ebay）以300.01万美元拍出爱因斯坦大名鼎鼎的“上帝之信”；1994年11月纽约佳士得以3200万美元拍出达芬奇的科学手稿（72页）；2003年5月22日伦敦苏富比以213.36万英磅拍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原稿（57页），也证明了这是靠文化内涵和文物价值立身的。

《局事帖》，宋纸本，曾巩手书

往前看，经过了“WG”等运动，留存民间可流通的名人信札、手稿确属稀缺资源，需要收藏保护；往后看，我们进入了电脑时代，手稿、信札产能越来越低，现在是一个收藏界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所以收藏界和拍卖界都关心它，是理所当然的。

信札又称尺牍，自古以来为中华民族所珍视。它既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又是历史人物亲笔的留存，真正是文明的物证。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这部分信札，以近年拍卖纪录来看，作者与美术品大不相同，呈现出了人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其中尤以政治家、文化人和艺术家最为突出。

以政治家而论，有2013年3月20日纽约邦瀚斯拍卖的毛ZD、彭DH签名文件成交45.85万美元，同场拍卖张学良信成交85.45万美元；2009年春季嘉德拍卖陈独秀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成交554.4万元；2013年秋嘉德拍卖《李大钊致吴若男（章士钊夫人）书札》成交414万元；2010年12月西泠印社拍卖《康生、曹轶欧等致魏文伯信札》成交274.4万元；2011年春季西泠拍卖孙中山、唐绍仪、黄兴等政要致吕公望信札册成交195.5万元，均有代表性。2012年秋季匡时推出“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拍品有146件，其中梁启超与袁世凯、冯国璋、岑春煊和孙孙传芳等人的信札更为显眼。首次拍卖总成交6709.22万元，每封信均价达到了45.95万元。政治人物对社会推动最直接，他们的书信自然重要，或披露鲜见的史实，或反映人物的真实思想，是重要的、直接的史料。

  李大钊致胡适书札

以文化名人而论，则有2009年春嘉德拍卖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以112万元成交；2009年秋嘉德推出《李叔同等撰书弘一上人等书札》成交257.6万元；2012年春嘉德拍卖朱自清七言诗札以161万元成交；2012年秋嘉德的《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成交442.75万元；2013年秋嘉德鲁迅《致陶亢德信札》成交655.5万元；2011年秋季西泠拍卖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230函》成交2415万元。这些名人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故书信也因人而贵。

艺术家的作品比比皆是，大部分归入了美术品，而书札则极为难得，让人们窥见了他们的另一个精神世界。近几年比较出彩的拍卖有2013年6月广东崇正拍卖的《李苦禅书信80件》成交761.6万，2010年11月嘉德拍卖《黄宾虹致柱尊书信册》成交414.4万元，2011年秋天衡拍卖的《徐悲鸿芦鸭图行书信札》成交368万元。

黄宾虹《致陈柱尊信札》

信札有一个平稳的市场一是在于传统的名人效应，因人而贵是收藏品的通则。二是假货比较少。三是历史文献价值高。有的弥足珍贵。四是稀缺性特点，存量不多。五是名人笔迹留存，既是艺术，又是个性的印痕。

去年信札拍卖引出写信人权益的争执，为拍卖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有待法律界进一步界定和探讨。关键之处在于弄清楚私信是否都侵犯了写信人的隐私权，此私与那私，混在一起有点复杂。而减少争议的办法是写信人或家属站出来反对拍卖，为求太平，拍卖行还是撤拍比较安全。

           撰于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12《解放日报》发表

选自《祝君波再谈收藏》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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