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实录丨2019第二届世界诗歌论坛许霆教授发言

虞山当代美术馆

2020-01-0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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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詩歌論壇

Word Poetry Forum

（2019，第二屆）

中國與世界：

新世紀詩歌二十年

China and the Outside:

Twenty Years of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12/27-12/29

（许霆教授）

许霆，1951年9月生，江苏太仓人，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诗发生论稿”“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中国十四行诗史稿”和江苏省哲社规划重点项目“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研究”等。出版《十四行体在中国》《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中国新诗发生论稿》《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等著作。部分成果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与世界视野中的江南诗歌】

许霆发言（校对整理稿）：

常熟虞山可以说是诗歌福地。，明末清初时的虞山诗派是领袖全国的。戴逸先生是清史硏究专家，他给我写信建议组织力量研究清诗，因为整个清代有名的诗人，或者出自常熟，或者跟常熟有关。到近代辛亥革命前后，影响很大的南社主要成员也是江南一带的。前个半年，我给我祖父编《许瘦蝶诗文集》，他是民国文人，我就到上海图书馆查了许多民国报刊，如《申报》《新闻报》《同文沪报》《国魂报》等，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民国时段里，在上海报刊上发表诗词作品的也主要是江南的苏州、常熟这里的诗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最近常熟文化旅游局的同志在推动对于言子的研究。言子是孔门杰出的弟子，名列文学科第一，后来到南方游学传道，开启了江南的尚文风尚。清代的康熙、乾隆题写“文开吴会”“道启东南”的扁额，镌刻在常熟的言子墓道。言子是南方大儒，是江南文化的始祖。常熟政府想通过言子，明确江南文化的根脉，然后把常熟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言子文学最优，而他晚年南归开拓的恰恰是文的传统，江南在历史上崇文重教，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当然也是诗词创作的福地。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形成了当代江南文化的繁荣。

我说这些的情况，同我们讨论的江南诗歌是有关系的。我想说的意思是，江南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诗词创作的福地，包括江南七子都是扎根在江南这块福地之上的，是江南文化在当代的重要代表。那么，我们今天来研究江南七子，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要有历史纵深的眼光，把江南七子放在江南文化背景中，放在江南文化传统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更加深入。确实，江南七子诗歌的风格暗合虞山画派、虞山琴派的“轻微淡远、博大和平”美学主张，但从历史的纵深去考察，应该说这种暗合是有其必然性的，江南七子应该是江南这块有着深厚文化积淀、有着诗词创作传统的土地所开出的美丽花朵。

这次会议的论题是“中国与世界：新世纪诗歌二十年”，今天多位学者发言，对于近20年的新诗流露出失望情绪。我是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的，也对当代诗歌有所关注。我想从一个半旁观者的角度说说对当代诗歌的看法。我认为，不是从原诗而是从诗体角度说，诗歌的语言是关键，是首要的问题。我这样的看法，不少人不会同意。我觉得要使得当代诗歌健康发展，有话语权的批评家不要过度干预新诗创作，先不要空谈什么“现代性”“后现代性”“世界性”等宏观话题，而是要多谈些诗歌发展的具体问题，多谈些艺术问题，包括新诗的语言问题。要让诗人默默地按照审美理想去创作，到时我们一定会收获优秀新诗作品的。

我把诗歌语言划分为两块，一块是表达的语言，另一块是音律的语言。从表达的语言来说，诗的语言应该含蓄、精炼、有弹性，应该是诗性的语言。从音律的语言来说，就是讲究节奏律和音质律。现在大家对后者关注不够，甚至有人羞于谈论新诗的音律问题。我来说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一个是我在做“新诗发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时胡适等人尝试写作白话新诗，结果形起了很大的争论。新旧诗人之间的争论，集中在诗之语言和文之语言方面。胡适主张以文为诗，在表达语言上主张大白话，在音律语言上抛弃诗音律。传统文人则认为诗要有诗的语言，包括要讲究诗的音律。在新诗人之间的争论，就是诗与非诗的争论，其“诗”也主要指诗歌语言问题，认为初期新诗采用的现代汉语，是不成熟的，很粗糙的，应该去提炼它，使得新语言诗化。由此可见，谈诗首先要谈论的问题，就是诗的语言是诗或不是诗的问题。

第二个现象也非常有意思。在对百年诗歌评价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这样的或那样的评价标准。但是最终达到经典化、经得其实践检验的作品，还是依靠着语言的诗性和语言的音律。如前些年在我老家太仓沙溪镇搞了一个百年经典十九首新诗的评选，30多位专家投票评选，入选作品如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卞之琳的《断章》、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等作品，都是在语言上有音律的。这充分说明诗是离不开音律语言的。

第三个现象也是有意思的。现在，我国的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古典诗词。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真正在群众中受到热捧的古典诗词，都是那些语言优美、音律优美的诗词，如《诗经》中的风诗，如唐诗中李白和杜甫的诗，包括白居易那些琅琅上口通俗的诗。

以上种种现象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诗歌语言是最为重要的，它是诗歌经典化的审美标准，是诗或不是诗的基本分界。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诗歌批评家喜欢故弄玄虚地提出一些评价标准，偏偏忽视了最具本质特征的诗歌语言，忽视诗之为诗的语言音律问题。现在不少人还是认为音律是外加的，是要求诗人戴着脚镣跳舞。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得音律。黑格尔认为诗歌需要感性的东西，因为感性的东西比意象或意义更为重要。黑格尔把音律划分为基于节奏的音律和基于音质的音律两块。他认为西方现代以来，诗的音律发生了新变，具体表现为：传统的节奏律部分失效，现代人更加重视意义的节奏；现代人更加重视音质律，认为语言中的元音或辅音或整个的音，直接同人的某种感情、意指、思维发生关系，它更能直接传达诗人的心声。根据黑格尔理论，我认为新诗的音律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还是节奏问题。但是新诗的节奏绝非过去按照节拍去读的节奏，新诗的节奏倾向更加自由、宽松，它使得传统节拍式节奏部分失效，但是它还是要讲究节奏的。我有个朋友，着重研究的是西方自由诗的理论，编写了个西方自由诗理论谱系。他明确地告诉我，西方自由诗中间有阅的诗，但是多数还是读的诗，读的诗是有音律的。但这个音律不是传统的音律，它是更复杂，更自由，更有弹性的一种音律。我在他提供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诗自由体的音律体系，在复旦大学出版了《中国新诗自由体音律论》。其实，郭沫若、艾青优秀的自由诗都是讲究节奏律的，尤其是把节奏发展到旋律，值得我们去研究。

第二是音质律的问题。韵是音质律，此外元音、半元音、谐音都是音质律，同音堆集、双声叠韵、同音反复等也是音质律。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来源于西方，即西方的象征派。过去我也不理解他们所说的“音乐先于一切”的话，慢慢地就知道这说的就是音质律的问题，现代诗歌是普遍讲究音质律的。戴望舒的《雨巷》、穆木天的《苍白的钟声》、朱湘的《梦》、卞之琳的《一个和尚》都是运用音质律的范例。多多的诗就非常重视音质律的使用。

第三个是音调的问题。新诗中的声调或音调问题非常重要的。音调主要是通过音的结构或组合来建构成的。如声音的拉长、切割、停顿、反复、循环、尾音收稍等，都可能形成声调或音调。我同南京大学张玉来教授合作出版的《汉语新诗韵论》，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音调问题很重要，有些诗人极其重视新诗写作中的音调问题，如杨健。有人从构思出发，认为杨健的诗呈现碎片化倾向，从文本中抽出部分内容，不会影响表达。这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若从他的文本中抽出部分内容就会失去原有的音调，而音调是诗的本体构成。

总之，诗歌还是有些相对稳定的审美因素的，我们不要用新奇的炫目的观念去指导诗人创作，应冷更多地给予诗人默默创作的环境，我们的新诗会有传世的经典作品诞生的。在最近举行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著名诗学专家吕进提出了“新诗的文体规范”问题，认为个人性和诗家语是诗的两大文体规范，它是判断是诗或不是诗的前提。这一观点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