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明
　　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中国文化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卡米航空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先后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农家》、《中国少林寺》、《利比亚：透过一个中国摄影师的镜头》等摄影专辑。
　　1985年前后，上海在全国率先发起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其策划组织者之一便是潘维明。实践证明，20多年前，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为今日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潘维明对20多年前在上海发生的文化领域的变革记忆犹新，因为他是亲历者和参与者，也是主持者之一。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之后，他便发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大型讨论，各种争论和研讨会持续了一年，最终于1986年，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正式开启。
　　在潘维明看来，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非常重要，它引导了上海文化布局的变革。他说：“有了这个战略规划，各届领导班子能把文化工作持续做下去。”这个规划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通过文化建设再现;二是文化发展如何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文化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因素。潘维明将原因归结为：一方面在认识上长期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不是看作生产力;另一方面在实践上长期忽视文化设施的建设。潘维明回忆20多年前的情景，说道：“当时的调查令人吃惊，我们组织了几千人的队伍，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筛选了二三百个题目，组成小组，发挥了全市教科文卫体的学者、刚毕业的研究生和机关部门主管进行一次调研和大讨论，最后发现就像美国《时代周刊》所讲的那样，80年代的上海是二三十年代旧上海一张黑白照片的翻版，最好的音乐厅、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戏院是德国人盖的，最好的电影院是美国人盖的。”
　　“那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潘维明现在说起来都很激动，“这样是不行的。”
　　为了配合文化发展规划，上海市的文化产业政策也随之做出了调整。80年代中期上海负担了中央财政的1/4，压力很大，使得上海自身没钱投资文化。“但是有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之后，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委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例如对上海的文化发展建设给予税收优惠减免。”潘维明说道。
　　上海市新华路上的上海影城可算作上海的地标，每两年一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在这里举行。“当时要建上海影城，以为建一个影厅就足够了，没想到西方一个电影院有五六个影厅，我们当时想都没想过这个概念。”潘维明说。于是，上海提出要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影城，但面临资金缺乏的问题。那时，上海市政府发挥了聪明才智，批一块地，建设一个星级酒店。酒店投资方在建设酒店的时候必须把影院建起来，此外，酒店的一部分收入要用于影院的发展与运营。
　　当时上海也打破了人才户口的制约，有志于到上海做文化产业的人，允许到上海定居，同时允许国有院团进行商业演出，并成立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此后，上海市还筹备并主办了第一届国际摄影节、第一届国际电视剧节和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海的文化建设渐渐形成了改革创新的风气。
　　依据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上海的文化建设有了飞速发展。上海歌剧院、东方明珠、上海影视中心、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标性文化设施建筑分布在上海各区;出版、影视、演艺行业的文化企业有了活力;培养了一批精通文化产业市场运营的企业领导干部;群众文化活动持续活跃繁荣，城市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资金，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思路和政策才是最重要的。”潘维明总结经验时说道。

作者：记者毛俊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