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5—1986到中央美院进修，由此和央美范迪安、易英、殷双喜渐有持续交往。水天中先生是王朝闻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的博士研究生，后来担任美研所所长，与美研所刘骁纯、郎绍君，还有内蒙美协来北京落户的贾方舟关系密切。当时北京美术界戏称“老四人帮”，因为八五美术风起云湧，美研所办的《中国美术报》影响甚巨，水老作为主编，自然成为领头羊，也成了所有责任的承担者。

　　除了以美研所为基地的“3+1”批评家朋友关系。还有一个“3+1”年轻批评家的朋友圈子，与央美美术史系有关，戏称为“新四人帮”，我算是其中的那个“+1”。一一说起这些陈年老话，是想梳理一下我和水天中老师的人际交往。

　　八五后在北京的时候，和美研所邓福星等人打交道更多一些。因为当时邓福星谈到美术学作为学科研究的话题，我很感兴趣，正是那个时候我在写自己的第一本专著《美术形态学》，心思多放在对美术理论的研究上。是1988年参加安徽屯溪黄山“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我作为未列入招待名单的非正式成员与会，因为水老的缘故，安排了我和重庆薛明德先后发言。后来是在杭州召开美术理论研讨会上，和水老、徐虹二人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难忘的是，在大巴车上同行时，徐虹给后排座的水先生送上一个削好的苹果，本人羡慕嫉妒而无恨，回头对徐虹悄声问道：我也想来一个哟?徐虹笑而不答，依她的脾气当然是不会轻易从命于人的，更何况苹果在《圣经》里是多么具有象征意义。

　　但从此以后，我和徐虹就有了通讯联系，以至于1996年我到上海去策划双年展，首先找的人就是徐虹，她在上海美术馆研究部就职。我希望和徐虹一起去找馆长方增先游说上海双年展的事。后来在李向阳、陈龙，还有许江等人的推动下终于把展览做成。当时上海美术馆专门安排了一个6平米办公室让我加班加点，名头叫“组织委员”。直到2014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组委会才正式追认我为上海双年展首届策展人。这背后有水先生的大力支持，其功不可没，徐虹更是起到了特别又特殊的推动作用。值得提及的是，1996年《美术研究》第3期发表徐虹文章《89后中国油画发展的评价》，此文是对水天中中国油画史研究和“89后艺术”讨论的有力回应。

　　1992年我和广州美院油画系钟蔚帆合作做《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第二回展，并专设“抽象一波普”专题幻灯展，以“当下文化背景中美术创作和美术批评的学术性”为题组织研讨会。时逢吕湃策划广州双年展，邀请水老却不再落实行程安排。水老电告我后，我和钟蔚帆商量，决定由文献展主办单位广美油画系出资邀请所有与会批评家。会前文集收入了水天中、刘骁纯、李正天、王林等人的文章。兹将水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的通信》一文转载如下：

　　“△关于‘文献展’

　　1991年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林同志的想法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是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力的。当时，我最突出的感觉是这种形式在当时各种展览活动中，是距离商业行为最远，距离左的政治喧嚣也是最远的形式。与此相应这是为艺术的发展、为学术研究的发展而进行的一项有益的活动。

　　当时倡导不辩论，解放思想，办实事的精神，当然同时适用于美术方面。以此为出发点，为了了解和掌握当前中国美术的实际情况，从中得出有规律性的认识，以促进美术创作的更大繁荣，这就是文献(资料)展的重要意义之一。

　　91年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展侧重于现代艺术，这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很有必要的，现代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理所当然地有资格成为百花齐放中的一花。现代艺术要得到发展，要造就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就需要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和整体的观察、比较。文献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補现代艺术展出和出版的缺憾，特别是，如果这种文献展能持之以恒，展出活动本身将成为世纪交替之际极有特色的艺术现象，文献展本身也将成为美术史关注的对象。这是可以预期的。文献展随着情境条件的发展，是否可以争取在系统性、概括性、全面性的基础上，将参加者的少数代表作加入展览，将会有更好的效果。大家熟悉的卡塞尔文献展，实际上并不只是文字和印刷品，这一点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关于‘商品化’

　　艺术成为商品，这是正常的，古已有之。人们忧虑的商品‘化’，即一切艺术活动的动机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销售和盈利，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要发展真正的艺术和艺术研究，应该争取有这样一种格局，即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运作可以(而且不可避免)与商业一一经济活动有所联系，例如我们常谈论的跑赞助、搞推销之类。但艺术创作与艺术研究应该与商品化有明确的、严格的界限。举例说，国外许多著名大学、学会，他们的财务和管理，往往与企业有关系，他们的行政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企业，但他们的教学、研究活动，从计划到成果的鉴定验收，则与这种管理系统有着严格的界限。当然，我们可以找出企业干扰艺术、干扰学术活动的例子，但我认为那不是一般规律，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讲得更透一点，在商品化大潮中，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研究的品位与它们的商品化的程度将成为反比例。(不过讲句实话，对于艺术与商品化的关系，这对我是全然陌生的新问题，我目前的看法很可能將在实际生活发展的过程中被生活一一包括我自己一一所修正或否定)。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美术创作(如中国画和油画)已经受到商品化潮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很复杂的，消积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都有，中国美术过去受政治化的影响很深，今后可能越来越受商品化的影响。值得思考的是，20世纪的中国艺术大师，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他们恰恰是最不迎合时尚，不追随某种政治路线(如大跃进等等)，专心从事艺术的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艺术大师将是哪些人，只有发展中的历史能做出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他们必定是一批专心致力于自己的艺术的人。

　　祝会议和展览圆满成功，祝与会的艺术家健康愉快。(水天中 1992年6日17日)”

　　和水老一起在华南植物园出席研讨会的中青年艺术理论家50多位，除前面已提到的几位，还有贾方舟、郎绍君、彭德、陈孝信、顾丞峰、范迪安、殷双喜、黄专、谭天、王璜生、杨荔、张晴、吕澎等人。这也许是当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加上艺术家有近百人，着重讨论学术性与市场化的关系。

　　当然这个话题讨论归讨论，其实无解。在上述通信中，水先生关于艺术学术与商品化的关系已经说得非常透切。当时商议了两个可实施的构想，一个是关于批评家劳务报酬公约，但只是纸面动议，尽管引起了美术界的广泛反应。水老对此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另一个是关于当代艺术年度展人选的推举。这是具有可行性的作为。接下来1993年和1994年在中国美术馆，就分别做了水墨和油画两届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水天中是其油画展的批评主持人。

1992年文献展第二回展部分与会艺术家和批评家合影。中穿西装者为水天中，前排左下为钟蔚帆与王林。

　　这里确有些背后故事可言。中国美术馆做展览要花人民币三十万元左右，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美研所王鲁豫负责的公司没法筹款。于是我找到重庆川美实业公司董事长、原四川美院老同事赵旭葵先生，让他对两个展览均全额投资。对我而言，竭尽全力去“拉赞助，搞推销”的原因，很简单也很直接，那就是声援受到迫害的郎先生和水先生。郎先生因为1989年5月在《美术研究》上发表文章《重建中国的精英艺术》和水先生因为1991年4月在北京香山国务院招待所主持举办美研所“新时期创作学术研讨会(西山会议)”，正在受到文艺界“反自由化”的批判和围攻。坦率的说，在89事件之后的艰难时世，水先生对本人举办文献展的支持，还有1993年在《“中国经验”画展》上，不管四川美协领导如何贬低展览意义，水先生仍在开幕式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经验画展是一九九三年中国美术界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正是水先生掷地有声，出自公心的道义感和对当代艺术敏锐的判断力，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成为心心相映、心照不宣的知己。

　　我们是远距离的君子之交，对于批评活动和文字表达相互之间很有认同感。水老对批评写作的文字功夫非常看重，其撰文清晰、准确、明白，没有诘据赘牙之处，也没有咬文嚼字之弊，平实、朴素，有话直说且自有文采。1991年我在《江苏画刊》5期上发表《期待新文人的画一一从梅忠智花鸟画所想到的》一文，水老曾在中国美术馆看过梅忠智的画展，他也认为梅忠智是“画家中的文化人”，专门给我来信，说文章写得不错，批评文字就应该讲究写作水准与品质。后来，水老也写过《梅忠智的花鸟画》评论文章，认为梅忠智作品“点燃了中国花鸟画长期有烟无火的生命之焰”。水老和我对于批评写作的共识和默契，让我深受鼓舞，永难忘怀。

　　要说私交，1998年王志毅邀请水老、徐虹和我一道去大连，讨论于振立抽象表现作品时，倒是确实有过。那是在海边浴场上共享海鲜烧烤，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鱿鱼。刚刚烤好以后，趁热插在沙滩上，就这么俯下身来张开嘴咬食。吃得太高兴了，水老主动讲了自己的一段特殊经历：

　　一次在北戴河海边旅游，本来一切正常。突然军警到场，说有大领导人要路过这里，任何人不得待在岸上，只能泡在海水里。水老讲，可领导人一直没到，所有人都得等着。原本尚可忍受，不一会海上风起，人们只好身浸浅海滩，站也不是，蹲也不是。过了好久好久，才有一长串专用车辆风驰电掣，开进了领导人度假区。于是所有人方得解脱，终于穿上了自己的衣裤。

　　水先生用幽默与嘲笑的口气不疾不徐地道来，我想学界的人自会明白，水老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心知肚明，对官僚特权体制厌恶至极，对由此形成的极权主义深恶痛绝，这正是我在纪念水天中先生研讨会上特别想说的：

　　“水老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与批评》，是对徐虹提问的回答，于2013年8月5日一7日完成。水老两次把对话放在自己的著作里，显然是很重视的。这篇对话是对中国美术现状的锐利思考，非常警惕中国社会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旗帜鲜明地站在捍卫改革开放成果的立场上。从1989年12月《中国美术报》停刊开始，中国美术界就面临着以‘反自由化’为名、实则反对改开搞的极左思潮。水老在《美术历史与现状思考》一书中，特别强调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 ，要警惕极左思潮死灰复燃’。只要看看忚在《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中对‘八九后艺术’这十年的史实记录，就可以很清楚水老用心良苦的针对性。”

　　水老著述甚丰，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通过他通过主编报刊杂志及专题研究书系来组织批评家理论家围绕“历史、艺术与人”的关联，用展览和研讨来推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如他主编的《吴冠中全集》，因为我负责第九卷“吴冠中谈艺录”就很清楚，这是面对艺术大家个人美术史案例而必须全力以赴的学术研究工作。第二个方面，是他致力于现代美术史及相关学科体系的建构，其重点是对中国现代油画史及水墨画的梳理、评说和著述。如《二十世纪中国油画》《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中国现代绘画论评》《美术历史与现状思考》等等。他强调“有思想的学术”与“有深度的通俗”，还有“据实直书”的写作原则，特别是对一些被主流叙事边缘化、被遮蔽的艺术家如林风眠、沙耆、李青萍等人予以关注，揭示出这些艺术家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我想水老在上述方面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2024年8月10日由甘肃画院和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共同举办、贾方舟先生主持“走向当代一一水天中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研讨会，孙振华就大会发言从阐释背景、历史故实、批评案例、理论建树和美术史研究五方面作了总结。近读水老入门弟子、美国伯克利大学哲学教授范炳煇的文章《魂兮归来哀加州——大先生水天中周年祭》，他这样写道：“2024年夏8月，兰州举行水天中缅怀仪式、水天中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研讨会，意为先生安置一个历史牌位。我默哀静观，见众口一词，言说笔录一致：大家过去如此这般，敬恭先生为人学识云云……久仰水家家世云云……篇牍丰硕。我庶竭驽钝，勉力而进，没读出水天中的重大学术贡献是什么?”范炳煇先生认为：“那些非先生莫属，必须写在先生历史牌位上的话语无需质疑：在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美术史上，是水天中首次对中国画的历史和理论发掘、定义，正本清源;首次对油画从海外传入中国，即中国油画的诞生和发展过程，考察、梳理、定论;首次对20世纪中国美术家个人历史遭遇和心理状态，以悲天悯人的春秋笔法，深度探索揭示”!他再三提及水先生对中国学者的忠告：“我们就应该冷静和严肃地反思，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究竟助长了什么和压制了什么”?

　　水老生命的最后两年，在网上与范炳煇有学术上的深度交流。“先生频繁转发一些重磅文章，都是国内哲学思想界有关后学或后现代理论一些重要翻译和论述，如鲁越《建构批评的思想史》、邓晓芒《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等等”。范炳煇对此与水老交流其读后感言，水老微信回复重要的有二：一，“虽然不能说豁然开朗，至少是让我看到了路上的陷井与绊脚石”;二，“国内学者往往缺少对基本概念的认真考究”。

　　这里言简意赅，点穴精准。中国美术界因急功近利之故，不少学人缺少对基本理论的认真研究。从国内文化生态来看，以美术学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确立的重要学科理论研究范畴，不失为美术院校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学术思路与策略。我在本文一开始提到对美术学学科研究的关注，本人除《美术形态学》外，前后有《美术批评方法论》《现代美术历程100问》及《普通美术学》《艺术教育学》等撰述问世，亦参加过西南大学《美术学学科理论新视野丛书》的编辑，这些多是作为教材出版，本不足挂齿。但类似研究思路有一定的可行性空间，如能够与海外学者如范炳煇、王瑞芸等相互呼应，他们在前沿文化理论的翻译、写作和教学中出成果，肯定能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另辟蹊径。

　　水老和范炳煇的师承缘份，通过艺术家虞村传递给我们，尽管真正的学者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同时也需要有志同道合者相互鼓励和相互促进。比较好的方式是跨越国际藩篱在网上建群，比如虞村作为群主的“今日哲思四人汇”之于我就很受教益。范炳煇的确不愧为水老的“嫡传弟子”，学富不止五车，思维活跃，思想前沿，且深具道义感和批判性。兹将发于网上的“哲学诸问题之文图对话”附录于本文，只为点明文题。因为对中国人而言，超验世界在“天地祖亲师”的神明崇拜中，具有不灭的历史延续性。量子物理学的双缝实验证明：意识不灭，可以决定物质的存在形态。所以，我们与水老的交流仍在进行时，仍在对水天中先生的回忆与思念之中。

　　附录：哲学诸问题之文图对话/第一回

　　(因篇幅原因，所引对话有所删节)

　　对话人：

　　水天中入门弟子范炳煇，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艺术理论家、物质文化史学家，PAC加州哲学与艺术研究所主任、伯克利大学客座教授。

　　水天中同辈学人王林，艺术批评家，策展人，业余诗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炳煇文章节选：

　　△ 上自文艺复兴，下至启蒙运动，笛卡尔具有举⾜轻重的意义，但笛卡尔的世界，从来都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而是一个信仰的战争世界。在这场信仰之战中，把希腊本体论，从基督教神学禁锢中解救出来的英雄，正是 “科学哲学家” 笛卡尔。他的名言，也是现代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实践意义是：真理的检验标准是 “概念要清晰明确”，也就是一个数学逻辑，“圆不是方”;而“我思故我在” 精神意义，导致 “过度强调自我意识，⼈类偏离了神圣事物秩序的⼈性象征”。巴尔赞说，也只有像笛卡尔这样的天才，才能给⼈类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功过：他造就了⽜顿，也造就了今天法国教育的糟糕局面。对 “我思故我在”，可以有一千个不同的解读，有一点却毫无疑问，那就是希腊本体论的复活。

　　△ 德里达指出，在现代表音文字文本中，“存在的本义与文字断裂，意义与话语断裂，‘存在的声音’ 与‘语音’ 断裂，‘存在的召唤’ 与它所表达的声音断裂;这些断裂既证实了表音文字的根本隐喻，而通过强调这个隐喻的差异变得可疑，这解译了海德格尔在存在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上的困境。”海德格尔的困境，也是⼀些中国哲学家的盲点、及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文本的误读误解的困境?对 “本体” (“真理”?”道”?) 的痴迷， 这类学者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陷入 “形而上学” 自言自语：“哲学已死” (陈嘉映)、“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邓晓芒) 等理论。这些学者或不解表⾳⽂字与汉字的根本差异、或根本不计西方哲学论述的前提，即限定在表音文字及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之内。因此而造成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文本的误读、误解、解说、结论，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评述，但不可不察。

　　△ 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们使 philosophy 根本逆转：福柯认为，传统线性历史观下的历史、人文、 科学只是文字文献的再创造，是⼀个虚拟文本世界，使我们对真实历史或现实误解而隔离;德里达认为，表音文字与本体论不可分割 (因此海德格尔新本体论仍然本体论)，表⾳话语是⼀种语音统治、强制形式，以表音文字形成的人文、科学文本文献和历史与现实不符，合法性是建立在话语语音形式上的，(因此 philosophy 与非表音文字无关，所以中国没有 philosophy);利奥塔认为，⻄方现代知识结构失去了稳定性和合法性，当代知识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 “可知”，而是为 “不可知”，知识和科学生产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交换价值，像货币流通⼀样，是⼀种买卖交易关系，知识因此碎片化而成为商品，知识不再引导生活，而成了生活的债务和障碍;德勒兹认为，philosophy 不是 “理性” 分析科学，而⼀种 “理性” 创造手段 (此理论使文艺界欣喜若狂)。

　　历来 “士以哗世取宠，苟⼀时之得以自负”，而流行⼀时之说：历史已死、摄影已死、艺术已死，这死那死，可都没死，philosophy 自然也没死，更不是什么 “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因为我们至今还分不清，表音与表意文字差别，也搞不清什么是语言学。可不管众口如何难调，philosophy 已经失去 了自己的 “宏大叙事” 途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理解，结果可能都是盲人摸象，这不是 “解构” 或 “后理论” 问题， 而是我们受制于时代形成特殊认知途径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急于断⾔或下结论，就会认识到：今天不读四书五经，仍无以为 “国学”，不读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也无以为 philosophy。斯洛特戴克提醒我们：

　　人类思考意味着不再享有天堂的清明。而凡人只要栖息于肉体，就要为所有差异中的差异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对于多数世事不求甚解，所以生活在天上明亮与地下阴暗的视野断裂中。我们却注定要面对更黑暗的万事万物，哲学只是⼀个照亮笼罩着我们的沉沉暮色之努力而已。

　　(王林节选自范炳煇 ：《今日哲学求知之困惑》)

　　王林：

　　哲学即思考——在表音文字(拼音文字)的西方权利话语与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巫史体验话语的关系之中，展开自我思考，不是个人意志的自我自强，而是个人兴趣的自主自治。

　　哲学是老天爷授权给“我”来解释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关系、生和死的关系、感性和理性的关系、艺术表达和言语表达的关系——当然，也是诗歌异乎寻常和言语遵循约定俗成的关系。

　　哲学不是用困惑来骚扰自我，而是以自我来梳理困惑。

　　范炳煇：

　　小文能否入王林先生法眼，我都感到荣幸。王先生以“哲学”解说“个人兴趣的自主自治”，“来解释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关系、生和死的关系、感性和理性的关系、艺术表达和言语表达的关系一一当然，也是诗歌异乎寻常言说和言语遵循约定俗成言说的关系。”思力雄阔自律，古风盎然。

　　德里达曾说，哲学离开文本便无话可说，国人也有耳食之论，其实整个学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汉语非象形文字，两者相去甚远。汉文字先于语音，是人祈祝天地，与众神灵交流，即在“天人之际”(天人合一只是个愿望，因为从未合一过，也合不了)的符箓;表音语言，语音先于文字，也是在“天人之际”，众人与一神交流祷音(数千年的结果是，西方人一神变无神，人自己做“神”，中国众神灵众变成了众天子)。西语“语音”便是“福音”(所以圣经也叫《福音书》)，在希伯来人，语音是源于上帝的Word语音，在希腊人，语音是源于Logos语音(此论非我独创，德里达、劳格文、汪德迈、陈梦家、饶宗颐、张光直、李泽厚、李零等都有不同程度详尽论述)。无论“表意”语言或“表音”语言的天地人神交流，都与“我”即“自我”无关。若要强说人类“自我”意识，其最早的萌芽，是部分晚唐北宋的文人意识(也不是我独创，中外学者有不少不同程度论述，我的“千古文人名士梦”也有比较详尽论述)，此题也是历史界谈论的“唐宋转型”或“唐宋资本主义的萌芽”等话题。可“萌芽”就是个萌芽，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现代或当代意义上的“我”是一个晚近发明，是由福柯首创后而成为业内公认说法：两百年前西方世界秩序倒塌，礼崩乐坏。之前天下是上帝(形而上学)的天下，一个形而上、有秩序、有人类，没有“人”的天下。十九世纪早期某个时刻“人”诞生了，走出上帝的世界，上帝与人类同时消失。可有了自我意识的“人”，从此“生息在自己的机体、头颅、四肢百骸之内，独立于世界、自然、他人之外。人劳作所得疏远自己;人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背离自己;人的感情和欲望，自己既不明白，也无法驾驭”，人的“主体意识”使“我思故我在”，这个西方理性与知识基石瓦解。“我思”不再实证“我在”，我半醒半梦，我在与我不在，我思与我不思，都不再是“我在”的断言，我自我意识的同时，我也自我无意识，我在与不在，都无法证明我存在与否(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51, 346，353) 用人类学大师拉比諾的话说：人凭借自己有限性而宣称掌控知识无限性、人被奴役而获取主权、人生苦短而取代上帝(自然力量或形而上学)，这个难以置信、最终徒劳的思想便是现代性(中国的“当代性”)的开始!虽然中国学者总想“弯道超车”，用“当代性”取代“现代性”，美术界尤其流行此说。汤是换掉了，药却换不了(《诸野拾萃》有详尽论述)。

　　自我经验感受与历史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当代世界，无论在哪，要“展开自我思考”，或“个人意志的自我自强”，或“个人兴趣的自主自治”，都面对着现代人的“双重性”!障目掩耳，左右都难逃福柯所说：“独立于世界、自然、他人之外”处境。法国后解构主义思想家们，从1960年代起，就在努力打破这个死局!特殊时期正热火朝天;英国音乐大革命(人类有了摇滚乐);美国在性解放、妇女解放(后有变性自由);只有那一二十个法国后解构主义者(也是最具人道主义与普世价值观者)在不懈努力，试图恢复人的真正自主性(却被划为“左”派，虽无知者无畏，可也滑天下之大稽) 至于结果彰不彰，历史就是历史。用德里达的话说，哲学左右是“印迹”或“延异”而已;或如鲍德里亚以《道德经》解释哲學如是说：上士闻道(哲学)，勤而行之;中士闻道(哲学)，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哲学)，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哲学) 。

　　王林：

　　范先生对我有奖有议，很受启发。姑回复一二：

　　其一，凡语言都要表意，而记录表意之功，则须有文字。或重在以音表意，是为拼音文字，范先生已有深论。或重在以形表意，是为形音文字，汉字即此。

　　许慎《说文解字》讲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除指事为表意符号外，皆源于象形。会意是不同象形字的组合，“比类合谊，以见指㧑”。形声字是形符和声符结合，声符有表音成分，形符则来自象形。

　　说“汉语非象形文字”，如果是为了表明汉语和汉字的区别，可也。但汉字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则是可以确定的认知。

　　唯秦小篆“书同文”，汉字象形性弱化。新中国“简化汉字”，又进一步弱化其象形性。台湾人坚持用繁体字，自有道理。

　　范炳煇：

　　身处 “大时代”，互动在“云端”，免了人间俗套，更宜神交。小文能入王林先生法眼，有褒有议，对我启迪良多，实为幸事一件。

　　题一

　　语言必表意，记录表意必有文字，此处差异的理解可小可大，均在读者喜好或侧重。语言文字是人类表达人事的工具，也是一个副本，汉字是现存唯一活用“表意文字”，汉字绕过语音，直接表意，王先生引《说文解字》论说，清晰无误，尤其是 “形音文字” 一说，令人叹为观止!而表音文字先表音，再由语音(即字母)表意，此处要点是以语音“再”表意：用福柯的论点来说：汉字是表达人事的副本;表音文字“先表”语音，由语音“再表”人事，所以表音文字是副本的副本，此论无可争辩。

　　早在17世纪，培根、莱布尼兹等人，已意识到汉字与表音文字的这个根本区别，他们认为如果人类有所谓的“本体” 文字，那就是汉字。莱布尼兹写到：“精神与肉体为一体，精神是肉体的反映，但要记忆世界就需要回忆，回忆需要符号，而真正的符号是写、画或刻出来的文字符号，这种文字符号不仅表示词、字符或音节，也表示事物和观念，汉字就是这种文字”。(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51.)莱布尼茨因此而设想过，以汉字为蓝本，创造一种 “世界通用表意文字” [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象形文字” 一词是Hierography 及 Pictograph的汉译，专指“埃及象形文字”，也是原始宗教专用语的定义。“埃及学” 约成型与于19 世纪初，是殖民主义产物，早期统称古埃及文字、汉字为“象形文字”，中国人也欣然接受(也就是说，认同承认汉字为二等)。兴于20世纪初的汉学 Sinology，称汉字为“表意文字” Ideogram。可后现代殖民主义，开始称汉字为 “语素文字”、“词符文字” Logogram, Logography, Lexigraphy，直接把汉字纳入“Logos”逻各斯麾下，用心险恶，可见一斑。

　　今有 “形音文字” 一说，实属可贵。

　　结论：汉语、汉字都不是象形文字，有莱布尼兹论证为据：“我很难相信(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汉字)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我看来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通俗化、与可感知的事物，如动物等非常形似的文字，所以具有寓意性。而汉字显得更哲学化，似乎建立在更高智力思考之上的，是以数字、秩序、相互关系而决定的文字，因此那些独立的笔画，不会以相似的外表组合来达成一个语言体系。” (Derrida, Grammatology, 79;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 of Sinology, 85.)

　　王林：

　　其二，自我概念的出现，是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步，也是古代社会集体性逐步地析出个人性之于现代社会的结果。

　　至于说到法国哲学的成就，解构主义功莫大焉。主要是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一性、封闭性而获得解放与开放。思想之解放与开放很是必要，但如果秉持“人是生而平等”的天演论均质平等观念，则问题很大。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以普遍性原则而不参照差异性原则，来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几乎无法破解当代哲学面临的困境。

　　“我思故我在”→“我不在故我思”→“我不在而思故我是否将在”这样的问题，的确是当代哲学必须思考的。当然，这是所说的“思”不仅是指理思，还需要包括感知、感受与感悟。

　　有此两点，皆受范炳煇文章启发而言，不足为训也。

　　范炳煇：

　　题二

　　“自我” 概念的出现，虽然说是历史进步的结果，此结果却是个塞翁失马的结果。福柯指出了现代 “人之出”，可他更悲叹不久的将来 “人将死”。福柯对于 “自我” “现代意识”，虽然显得悲观，却非常深刻。他说：“如果我们对与目前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感觉到了事情的可能性，而不知道其思想的基础意味着是什么，更不知道承诺了什么，那将会像18世纪古典思想的基础一样崩溃，可以打赌，人(的 “自我” “现代意识”)将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张脸。”(The Order of Things, 422.)

　　毫无疑问 “解构主义” 功莫大焉!然“解构主义”不是一个哲学流派，而是一种思维、思想方式或技术。德里达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称自己是解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在西文语境中是自我污名。德里达自称“后结构主义者”，继承的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脉相承，共同要打破的是传统本体论，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本体论。

　　德里达回答采访：在某个特定时刻，当我被问到是否有 “解构”的定义时，我说：“不止是一种语言。” 当人们体验到 “不止是一种语言” 时，解构就会发生。世界上有不止一种语言，即使在一种语言内部，也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正是这种语言的多样性，让解构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因为我不相信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差异。我们用语言思考，哲学与语言息息相关。即使是最忠实的翻译，也同样是无限遥远而不尽相同。这非常好，因为翻译在新的体裁中，新的文化中，开启了文本的新历史。”

　　“我思故我在”→“我不在故我思”→“我不在而思故我是否将在”，妙句!王林先生以言简意赅的字句，说出了自海德格尔开始，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众哲学家一直共同努力的问题!

　　结论：福柯早已抱怨过自己的尝试：“我思” 不再实证“我在”，我半醒半梦，我在与我不在，我思与我不思，都不再是“我在”的断言，我自我意识的同时，我也自我无意识，我在与不在，都无法证明(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51, 346，353)。我的拙见是，在全球化的当下，大众/集权世态指向同一个方向：我思，我不思，我在，我不在，我在不思，我不在思，结果都是：我是我们，我们思(一致)故我们在!我(暂时)无处可寻。

　　(文中外贤引语为随手翻译，不免疏漏，谨请有识者见谅)

　　王林：

　　范先生文中提及欧洲及法国左派，现有一文《短短十六年，美国经济远超欧盟，为什么?》，文章从经济角度谈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与问题，实则谈及政冶与管理，值得学人认真思考。谈哲学必涉思想政治，讲思想政治必涉经济管理。这里先发个链接，让有兴趣的同仁先看看。我和范炳煇先生(与画家虞村先生一起)，在《哲学诸问题之文图对话l第二回》中再来作些讨论。

(原微信群因美国学者王瑞芸女士进入，改为“今日哲思四人汇”)

(2025年2月27日于重庆同门艺术中心)

作者：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