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洪斌先生是我素来仰慕的新闻界通才，能诗擅文，精于办报，且于美学、史学、哲学诸领域皆有建树，是一位功底扎实、眼界开阔的学者型报人。

　　1998年底，易洪斌先生寄来了他新出的画集。这一册洋洋大观，收录了画家九十年代以来所作的100余幅力作。观其画而思其人，使我对洪斌先生的艺术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

　　在中国的传统评价语汇中，有一个字是非常奇妙的，那就是“气”。谢赫的“六法”中，头一条就是“气韵生动”。读洪斌先生的画，使人感到气魄博大气势逼人。应物象形已不在话下，笔墨技法也是画家余事，他只管放任自己的一支秃笔，饱蘸浓墨，驱遣着点、线、墨块去“直追出胸中之画”。从他的画作中，可以想见他作画时的神态心态姿态，那一定是解衣磅礴，物我两忘的。他不习惯于十日一山、五日一水地刻意经营，他喜欢痛快淋漓、大笔挥洒。因此，他笔下的物象，无论动物还是人物，大都是跃动的、奔腾的，很少有静止的。其所表现出的情绪也是激昂的、亢奋的，很少有消沉的。这使他的画作充满激情，元气充沛。读他的画，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苏东坡的诗句：“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洪斌先生是营造气氛的高手。他笔下的马，无论是万马奔腾，还是独骥长嘶，都被画家安置在精心营造的气氛中。而这种独特的氛围，刚好是画面所表现的物象，即绘画主体的“生命气场”——他将马群置于大漠，那震天动地的马蹄声顿时化为《雷阵》;他将独马放诸雪原，那枯树寒枝，那漫天鹅毛，那如墨浓云，衬托着那匹静立雪原的红马，顿使《立雪》的画境充满诗意;他让马儿信步于《幽涧》，那并驾的双骥便成了恩爱的情侣;他让双马驰骋于狂涛之间，那踏浪的马儿顿时幻化成弄潮的《海神》……画家把他的描绘对象安置在最具典型性的环境中，目的就在于张扬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从而表现出画家寄寓在物象中的生命理想。有人讲，从洪斌先生画的马身上，可以看到人。这或许正是画家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吧?

　　我以为，洪斌先生的近作，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许多楚文化的艺术因子。在他1997年所作的《烈慨红鬃》、《龙之舞》、《双龙》、《神骏》、《骅骝亦骏物》，1998年所作的《蛟龙出海图》、《云从龙》、《旋风》、《横空出世》、《骏骨英风》等作品中，我分明看出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虽然画的还是马，但是造型更富于装饰性，色彩也更加瑰丽奇谲。通过夸张和变形，现实生活中的凡马逐渐幻化为神奇的图腾和文化符号。如果追寻一下这些符号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恰恰与发端于云梦大泽的楚文化意合神侔。洪斌先生是“湘人”，而三湘大地正是楚国的故土，是诞生过屈原、诞生过编钟、诞生过马王堆帛画、诞生过无数青铜器纹饰的土地。楚文化的特征是如此鲜明：浪漫而抒情，充满想象力和神秘感;楚国的造型艺术最讲究夸张变形，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其色彩更是变化多端，瑰丽而斑斓，显然，与后来出现的单纯强调水墨淡彩的国画作法截然不同。我不敢断定画家是不是在有意识地借鉴楚文化的营养，但是我敢断言，在洪斌先生的潜意识中，肯定蕴藏着丰富的楚文化的艺术影响。当他画马画到一定境界，便会“愈来愈感到自己画的马在力度上、刚性上、神韵上的不足，它还是凡马，在地上驰骤的马，因为它还过于写实了——它对那大象无形、天人合一、物我皆备的神骏还只能望其项背。”(引自易洪斌1991年的文章《但愿“下笔生马如破竹”》)怎样突破自我、突破传统呢?画家的思路和触角伸向了自己的文化母体，情不自禁地开始从浩瀚的楚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洪斌先生的常见画题，大部分都与楚文化有关：他爱画《霸王别姬》(同一题材还曾题名为《此恨绵绵》和《乌江祭》等)，而项羽就是楚人;他爱画《山鬼》(同一题材也曾名为《天籁》、《虎兮福兮》、《执子之手》等)，而塑造“山鬼”这一形象的，正是楚国大夫屈原;他还画过《天问》，就更是直接给屈原传神写照了。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作出考证，其目的只是希望由此来“破译”画家近作的变化之渊源，同时，也给论家们提供一个讲究画家艺术发展轨迹的新视角。因为我深信，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无法摆脱自己母体文化的影响。尽管有些时候，这种影响被深埋在其作品的表象背后，但是，一旦画家的“本我”需要张扬，其母体文化的乳汁就会悄然浸润到他的作品之中。而这恰恰是艺术家的生命之根。

　　我之所以对洪斌先生画中的楚文化背景如此看重，也想说明画家的艺术风格并非只是一味的“骏马秋风塞北”，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潜藏着南方的青山绿水、春雨杏花。“南人北相”的易洪斌先生，以风扫残云般的笔墨，吞吐着长白大漠的云烟。然而，当他静下心来，品一杯家乡的君山银针，卧游岳麓山，神驰赫曦台，他的笔下也会变幻出一弯新月一泓碧水一群美女一缕花香……阳刚与阴柔都可以达致美的极点，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当他把阳刚之美推向极端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他极欲回归阴柔的时候。不知我所尊敬的易洪斌先生，是否赞成我的谬见?

作者：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