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何绍基 惟君立轴

　　115.5cm×5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学书历程的比较

　　关 于何绍基的学书过程，历来说法不一，加上何绍基对自己的学书过程的零散记述，使其更为扑朔迷离。但综合各家观点，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条脉络：何绍基早 年受到其父何凌汉的影响，对于永禅师、欧阳询、颜真卿一路曾颇下功夫，其“楷书最初根植于颜真卿”。约二十岁后，长期临习《争座位》等颜字行书以及《麻姑 坛记》之类颜字楷书，并对《张玄墓志》颇为用功。“约道光二十年(1840，何绍基时年42岁)，何绍基始习隶书”，但这个阶段主要还是学习小字《麻姑坛 记》《黄庭经》等。何绍基六十岁之后临习隶书尤为勤奋，特别是对《礼器碑》《张迁碑》《衡方碑》等汉碑的临习，并间临《毛公鼎》、李北海，等等，虽然这个 阶段的创作仍然以行书作品为主，但用笔中所体现出的隶意日渐明显。

　　元 赵孟頫 洛神赋 29.5cm×192.6cm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关于陈介祺的学书历程，当代学者蒯宪在《簠斋书法略论》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简要概括如此：簠斋 早年受到其父陈官俊的影响，“以唐楷作则，欧为体、颜为骨，融柳之约敛、褚之韵致糅为一体”，实际上，这种风格即所谓的“馆阁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颜为骨”中的“颜”应指如《多宝塔》一类的作品。自道光廿五年(1845)至何氏50岁(1863)间，多在颜书上下功夫，以颜书《自书告身帖》与《祭 侄文稿》为主，同时也曾悉心揣摩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书法，并有临作存世。陈介祺四十多岁时的手札，也明显是帖学一路面貌。而“陈介祺接近何氏书法风 格的行草书，以五十至六十岁左右居多”，即大致在1862年到1872年之间，陈介祺也受到了何绍基书风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又同时取法三代文字等，并逐渐 形成了“簠斋体”。关于“簠斋体”形成于哪一年，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学术界一般笼统地归于其“晚年”，且大多学者认为是形成于五十岁以后。

　　对比上述材料可知：颜真卿书法对于二人的影响几乎都是从始至终的，二人对笔法的探索也都经历了一个由唐不断上溯并扩展开来的过程。何绍基六十岁后对隶书颇为用功，而陈介祺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何绍基书风的影响，但问题在于，这种影响为什么起于这个阶段?它对于陈介祺“簠斋体”的形成是否有特殊的意义呢?

　　洛神赋 局部

　　四、书学思想的比较

　　何、 陈二人在书写工具的选择、用笔方法、学书历程上都有相近处，实际上这些“近似”很大程度上来自时风的影响， 如使用羊毫笔、生宣纸、浓墨等，这些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两人生活的主要区间大都集中在嘉庆、道光之间，且书风相对于咸光、同治之间更为成熟。这个时间段 也是碑学在书法界获得普遍接受的阶段。在此之前，阮元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大量引用北朝墓志造像作为论述依据，而且反复强调魏、齐、周、隋碑版的临习价 值”，以期“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这个观点得到了何绍基和陈介祺的认同，两人不仅继承了阮元的学说，而且都在此基础上各有发展。

　　洛神赋 局部

　　于何绍基而言，对北碑的喜爱自不待言，也曾多次提到自己如何留意北碑，但是何绍基并不像阮元一样偏激和激进。尽管何绍基也曾书写过“探求篆隶精神，莫学锺王软美”这样的句子，但他的艺术实践透露出的更多信息则是“我虽微尚在北碑，山阴棐几麤亦窥”，虽然何氏对“二王”书法也曾颇多留意，甚至是推崇的，只不过这种推崇并没有以牺牲碑学高度作为前提。同时，颜真卿是何绍基最认可、最推重的书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颜真卿书法意兼篆、分。他认为《麻姑坛记》最医俗，并“于颜行极恋嫪”。

来源：雅昌观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