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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国源用他的羊毫毛笔在长方形的宣纸上画出第一条墨线的时候,种种猜疑与兴奋便由此产生,事实上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这些浓重的或者清淡的墨线便已经抽离了那尚且潮湿的现场,而走向属于它们自己的终极意义——具有巧合意味的是,在时间意义中的工作现场,邓国源和他的毛笔、墨汁、水和宣纸以及那些颜色形状各异的线条,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距离的现场。
距离与距离感
在中国,水墨画还有着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称谓——“中国画”,现在,被各种观念和潮流所笼罩的那些终日伏案临池的中国画手们,在令人神往的“焦浓重淡清”中间,总会谈到他们心目中的传统,虽然他们心目中的传统有的停留在清代,有的停留在明代,有的停留在宋代或者更早,但是这只是一种心目中的距离,在时间的背景下,水墨与水墨被隔离出了 种距离,这种距离还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概念。
邓国源用简单的墨线很轻易地解构了这种时间上的距离,他用自己的快艇在时间的海面上辟出了一道口子,他驾着自己的线条驶向传统的彼岸,作为一个扬帆在汹涛骇浪中的勇敢者,他有理由向大家讲述一个真相:实际上传统与当代之间的距离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蜷伏在艺术家头脑中的“距离感”。
邓国源的轻松与尖锐在于对这种时间光环下的“距离感”的拆解与消费。
距离的多种存在
这世界上所有的友谊与敌意、亲昵与背叛皆源自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距离,当这种温暖抑或阴冷的距离拉近或者推远时,整个世界便也拥有了色彩与灵动,也有了芸芸众生的快意恩仇。
邓国源以他独特的角度进入了他对当代社会的描述,在他的描述中,那些看似简单的水墨线条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表情,一种对提问的质疑与一种对尴尬的化解。
邓国源用他自己的态度融化了东方与西方艺术观念中的临界点,他使一个原来非常模糊的概念变得清晰起来,当他的水墨线条与宣纸在德国的展厅里飘扬起来的时候,他的这种态度本身也就形成了一面旗帜。
东方与东方的距离
邓国源的水墨作品在传统中国画手的眼中呈现的应该是一种陌生。传统的中国水墨在形式与内容中有更多关于东方人文概念的营造。当这些长方形宣纸中的墨色与线条悖离了传统水墨符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来自于中国传统水墨符号经营者的质疑,这种质疑恰恰又是邓国源的主观命题——距离。
我们可以把这种距离理解为东方与东方的距离。
一个东方艺术家用东方的材质与手段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肯定逃脱与回避不了东方的人文气质与情感血脉,但是如果这种气质与血脉在面临东方符号标注下的质疑与不信任那么我们有理由认定这种质疑与不信任是非常有趣的——究竟是谁遭到了捆绑,究竟是谁值得同情呢?
邓国源是思考者,他用貌似轻松的姿态巧妙地丈量出了这种东方与东方的距离,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其中的诗意与沉重——没有空间的距离,没有时间的距离,也没有语言上的距离,在同样的地点与同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心灵与微笑却为什么没有默契——距离,庞大而又无处不在的距离。距离不在空中,距离也不在时间里,距离只在我们的头脑中。观念是所有距离中最遥远,最难以消逝的距离。
在观念的荆棘屏障下,邓国源的水墨如此轻松而又如此沉重。
轻松与沉重的距离
当代艺术往往有着一个沉重的形式,当许多艺术家用自己的血脉贲张来陈述观点的时候,在艺术家与受众之间出现了关于血腥与暴力的争论、呼吁与辩解。当代艺术如何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清洁与气质,也成为每一位艺术家面前的母题,邓国源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清醒与轻松,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智慧。这是一种东方思辨所特有的智慧,它承启与传承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水墨观点,更是一种承担独特东方品质的当代艺术的做派。
我们有理由为这种轻松报以微笑。
就像邓国源带来了他的水墨线条,然后以这些线条作为心灵的尺度,丈量出一切这世界中关于距离的准确数据。
最关键的一点,在完成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东方人的神秘,面带微笑,不露声色,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在大海的另一端,只留下海面上笔直的波澜在微微喘息,就像那润在宣纸上,还没有干透的墨线。
作者: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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