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书法经典，如同南极洲的冰山一样，并不是亿万年不变地留守在那里。它由各种破碎的、大小不一的冰块，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机缘、不同的方式集结在一起。在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一下奔突到我们面前。

　　在米芾那个时代，要看到王羲之的真迹已不容易，所以，米芾于舟中得见友人所藏王羲之《王略帖》，以跳水相要挟，说是巧取，更是豪夺。这方面说明了“米癫之痴”，也说明了痴病的诱发原因：物以稀为贵也。而董其昌和王铎们，大抵只能面对宋拓《定武本兰亭》或各类刻帖中的王羲之大呼小叫而已。米芾与董其昌所理解的王羲之，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全然不同。

　　作为作品的王羲之在流传过程中是时潜时浮的，它并不是与每一个书法家或鉴藏家相遇，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幸运的观众。从神龙本《兰亭序》上的收藏印和题跋可知，千余年来，亲眼目睹者是多么有限。王羲之的《丧乱帖》等帖，多年藏于日本深宫，国内观众，也只能于去年的上海展览会上一睹尊容。其余时间，只能面对不甚清晰的图片，做登徒子似的遥想了。而二十世纪以来更多的出土品，如甲骨、汉碑、汉简、写经等，历史上的诸多书法家恐怕是闻所未闻。

　　基本上，物质形态的书法作品是越来越少的，而文献记载的书法作品则越发详细。除了详尽的描述、抒情，更多的是想象。如果将两者对照，人们除了怀疑古人，更会怀疑自己，为什么古人在文献中言之凿凿的，怎么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看不见了呢？

　　褚遂良的《右军书记》，大抵是要告诉我们他当时看到的真实的王羲之书法账目，而康有为，更想告诉我们的，是他所理解的碑帖书法史。而对于善良的、追求完美的读者来说，我们都希望有一部完整的、客观的、正确的书法史，如实告诉我们真相，免去我们搜寻选择之苦。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接触到的书法史，作品层面的、文献层面的，因为历史、地域、机缘等原因，也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已经是被动选择或主动选择过了。

　　不过，我们真的需要一部完美的书法史吗？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上好像也无此必要。王羲之、米芾、董其昌、王铎并不比我们这样幸运，他们面对的只能是局部的书法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卓越的书法家。关键是，我们个人，需要什么样的书法史，怎样选择自己需要的经典。究竟哪些适合于我，我到底需要什么。

　　水手中有这样一句谚语：如果你不知道你要驶向何方，那么无论什么风都不会是顺风。了解自己，与了解经典同样重要，甚或过之。

　　在开始学习书法之时，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了解自己，包括兴趣、性格、趣味等层面。这样，在入门法帖的选择、练习方法的考虑上，都有了较为坚实的依凭，和清晰的判断。我向往经济学的法则：以最直捷的路径抵达目的地。

　　关于艺术家成长传记中，经常有“遍临百家、熔铸一体”之词。我个人认为，这要么是想象力丰富的神话；要么他所“熔铸”出来的，是我们面面相觑的怪体。当然，不排除又有天才横空出世。而据我们所知，天才都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如梵高，或被称为“中国的梵高”的徐渭而一些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书画家，如赵孟兆页和文徵明，作品都中规中矩。

　　因此，我着意于根据自己的趣味，选择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以及符合自己的行进方式。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我力求“全面的、客观的、正确的书法史”。而在个人书写层面上，我所选择的书法史，其实是个人趣味史。

　　不是所有的书法作品都能吸引我的视线，即便是经典。这跟个人趣味、好尚、品味，乃至气质、性格有关。我并不在意碑帖之分，或碑帖融合此类大方向的选择。我也不愿意参与“文人书法”或“民间书法”的队列训练。即使是喜欢的作品或书家，我也许只欣赏其中一点。我更愿意直接进入具体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细微部分，发现符合我旨趣之所在。比如，我喜欢行草，而少关心篆隶；我对“二王”帖学情有独钟，而对碑派书法无动于衷；即便对王羲之，我对《初月帖》的兴趣远远大于《兰亭序》；对于草书，我更欣赏《怀素小草千字文》而不是张旭的《古诗四帖》。而对《初月帖》，我更喜欢其笔法甚于章法，对其中一些微妙的笔法和空间，我有较为细致的体察。而从八大山人的作品中，我发现其笔法与结构、章法中互相关联的信息。同样，我在汉简、章草、写经中的细微发现，也力求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些偏好，有些是从感觉所来，有些是从观察而来，有些是思考而来。

　　侯孝贤在他的自述中，说他很早就发现自己内心的特殊价值，倾听内心的声音，并把它不断强化，很早地确立了个人风格。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之所以成功地确立个人风格的“个人风格”。

　　我很喜欢这种“个人风格”。

作者：邱才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