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评蒋世国的画可以追踪他的感觉线索，这个感觉具有两重性，一是艺术上的感觉，一是生活上的感觉。他的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种感觉的自我分析和描述。对一个水墨画家来说，不论是前卫的还是传统的，固守媒材是共同的特征。对于传统的画家来说，他可以陶醉于现成的样式而自得其乐，语言对他是没有意义的;追求现代风格的水墨画家固然承担着探索的风险，但语言的实验往往使语言成为外在于他的对象，成为理性驱使下的感觉形态，甚至可能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形成的水墨副本。蒋世国无疑也走上了现代水墨的道路，但他在极力走一条自己的路。在这条道路上，“我”是艺术的中心，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形式还是语言，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他的艺术成为记述精神自传的手段，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记述的过程中，手段也成为其精神的象征，真正具有了现代水墨的品格，这不仅是因为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表现形式，还在于他以这种形式重新诠注了精神家园的意义。

　　在蒋世国的艺术历程中，个人的自传一直是他潜在的主题，童年的生活永远是一种无法排遣的记忆。如果说在他的创作初期这种记忆还只是一种单纯的牧歌式的情调，那么在近期的创作中这种记忆则沉淀为理想化的精神家园，这其间既有深沉的个人体验，也有面对现实的凝思，更为重要的是，个人记忆在不懈的精神追求中逐渐升华为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家园的守望不再是个人的低吟浅唱，而是面对人类共有的生存课题而作的追问。实际上，这种转变的实质是由个体的人向社会的人的转变。从一开始，蒋世国的画就不是客观的记录，而是主观的描述。在他的牧歌时期，这种主观性还不表现在充满奇趣的构图和变形的人物，而在于对记忆的描述，在这个主观性的世界中，想象的自由驰骋构成他形式创造的基础。这不是学院训练中下乡体验生活所能记录的场景，而在嘈杂的都市环境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唤醒的被遗忘的童年记忆，在如歌的画面上仍然交织着对记忆饿美化和难以觉察的忧虑。但是蒋世国没有停留在这一点，童年的记忆是被现实生活所照亮的，没有现实的困惑就不会有牧歌式的童年记忆，对自由自在的向往恰恰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桎梏，太多的禁锢。人总是要走出大山的，总是要由个体的人成为社会的人，而且是都市社会的人。对蒋世国来说，这种转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牧歌渐渐远去，现实日益沉重，当他再去搜寻记忆中的家园时，他不再单纯。一切现实生活中的沉重思考都为记忆中的理想家园抹上了一笔忧伤的色调。

　　蒋世国把他的近期创作定名为“出山”，这说明他显然意识到了人从家园的出走，具体到他自己，就是从山里到山外的转换，这时不再是记忆中的理想家园，而是出山人在现代社会的境遇。仔细分析《野风·出山》系列中的众多画面，可以看出画家在题材的表现上的自由，是在对经验与感觉的分析基础上的自由发挥，既有模糊的描述，也有感觉的直白，同时还有符号的设定。有山民粗野的形象，也有都市人的万种风情，也有无任何背景与身份暗示的抽象的“人”。每一个画面仿佛都是画家在流动的意识中瞬间截取的一个片段。如果我们按照某种人为的意愿把这些画面串起来的话，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出山的过程，是纯真的人被不断异化，是画家个人经历中对真实的我不断疏远的过程。与蒋世国的前期作品相比，此时画面也更为复杂，这种复杂不仅反映在视觉上，也反映在图式上。如几乎在每幅画上都出现的各种记号，有些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这可能是画家的有意设定，如网所象征的人的生存处境，鱼所象征的自然环境或童年记忆。还有一些记号应该是无意识的产物，如那些介于曲线与山形之间的形式，它们是缓慢的、流动的，好像记忆的思绪无日无止地环绕着我们。这反映了画家在精神上的矛盾与困惑，在画面上则是充满张力的和谐。

　　蒋世国的艺术是在一个流变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与他的心路历程是同步的，因此，他在每一阶段的艺术都有相对的完整性。牧歌时期的宁静和出山时期的困顿都象感觉的准确那样，从和谐走向张力，仿佛都是人生经历的必然。从这个角度上说，蒋世国的艺术总是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述说。因为他把自我置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当他越认真准确的分析和把握自我，就越透过自我走近了社会;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反过来为他的艺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不管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已步入了现代水墨的行列，这个过程也提供了范例的意义，当传统的媒材与样式向当代文化敞开的时候，必然会在语言与现实的冲撞中形成新的表现形式。我们相信，蒋世国的自我分析过程还远没有完结，一旦他获得新的经验，艺术也必将呈现新的面貌。

作者：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