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戴耘是在2001年我与孙振华联合策办的“重新洗牌”展览上，而策划这个展览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加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并想办法运用水墨的传统资源，以突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感。说实话，当时邀戴耘参展主要由于他是举办方之一——深圳雕塑院的业务人员。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创作的作品《葵花宝典》不仅很吻合展览的主题，还智慧的将大众所喜欢玩弄的魔方玩具转化成了一种当代艺术的存在方式，因此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具体方法是：首先在魔方上裱上宣纸，然后将“随类赋彩”、“经营位置”等传统画诀与传统画谱按顺序放在了魔方上。不过，在将魔方发给观众之前，戴耘有意将原来的顺序打乱了，观众的目标则是用智慧拼回到原有的秩序中。这一方面是在隐寓现实，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暗示着一种不可能，因为对于更多观众来说，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只有极少的行内高手才可以做到，可结果却是对他的一种反讽。这正如能完全回到传统文化秩序的人少之又少一样。

　　从以上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戴耘的《葵花宝典》不仅强调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关系，也很好借用了大众文化的经验。而当观众与作品产生积极的互动关系时，就会对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的关系产生一种新的理解，这是很有意思的。

　　毫无疑问，由《葵花宝典》所形成的创作方法论后来也为戴耘反复使用。比如他后来创作的一批作品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其中，《地图游戏》参加了首届深圳建筑双年展;《电视纪念碑》除参加了由深圳青年联合举办的一个当代艺术展外，还在我撰写的《越界——中国先锋艺术》一书中被介绍;《助盲车牌》则参加了由深圳美术馆与澳门塔石石文馆联合举办的“城市的皮肤”当代艺术展。以上所举的例证都是装置作品，事实上，他创作的《Q行天下》与《超女》等雕塑作品也概莫能外，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戴耘一系列创作的好处就在于：首先他努力地向大众文化学习，并汲取精华;其次他又将自己所发现的文化问题置于历史的文脉中加以认真考量。所以他的作品是既有当下性与大众性，又有历史性与深刻性，对人很有启示。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戴耘用他的作品表明，一概否认与盲目追随大众文化的做法都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就应该以自己独立的立场出发去分析它，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一点对于许多当代艺术家都是有着启示意义的。另外，一件艺术作品所携带的文化背景越是具有大众进入的文化通道，就越会让观众与作品产生积极互动关系。那些玩弄深刻却不考虑公众接受度的作品，只会曲高和寡。对此，人们难道还什么疑问吗?

　　戴耘还很年轻，艺术的道路也很长，希望他保持现有的良好状态，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6年9月9日于深圳美术馆

作者：鲁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