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汽车，香港明园街，1966

 

文：亚当·博贝特|Adam Bobbette

翻译：彭祖强

 

悉尼·斯科茨利可以说得上是香港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奠基人。他曾于香港殖民历史早期在这座岛屿短暂停留，并于1893年撰写了《我们的岛屿：一个自然主义者眼中的香港》一书。斯科茨利曾从师于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莱伊尔于1830年发表了《地质学原理》，针对基于地表特征的均变论作出了通俗的解读。莱伊尔反对灾变说——这一有神论的观点认为地表形态，包括高山、盆地，都是史前灾难的产物。对此，莱伊尔反驳道，我们可以通过对当下环境变化过程的观察，来推测过去的地壳运动。那些历史上的地壳运动，和今天的地貌变化可能大同小异。风吹雨打、日出日落，想必远古时期的地球也是如此。但这正是对所谓当下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理解：它不再是与远古时期相区隔的一个特例——地球的演变本身就是由无数灾难累积而成，我们也身处其中。同样的雨已经下了数十万年，它不仅仅从地面流过，同样也冲刷着土壤。不断被各种自然力带往各处的淤积物质是地表最基本的组成形态，如果你不认为这是来自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则就是自然灾难反复塑造的产物。莱伊尔把世界看作由各个世代崩裂后的地貌组成。他通过对建筑裂痕的研究来重新定义世界。他的研究对象包括西方古典雕塑在地震长期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化，而对这些雕塑的集中研究可以展现出历史上地震的轨迹和强度。这些文物的遗迹也好比一个取证现场，不断有新的线索推进我们对帝国陨落的反思和认识，以及它们在别处的衍生。而政治，从根本上来说，也可看作是各种自然力塑造后，对沉积物的排列组合。

 

 

斯科茨利发现，因为香港不断被海水侵蚀，其地壳岩层较为脆弱。无情的风雨不断地侵蚀着香港的各个岛屿沿岸——通常人们总是将土地比作人赖以生存的根基——斯科茨利认识到，尽管看似地形轮廓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地壳一直处在运动中。作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一分子，斯科茨利和其他诸多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一样，走遍了帝国的边界——他由香港启程去了澳大利亚，补充莱伊尔笔下详述地质的细节。（达尔文也是这一探索中的成员，他带着莱伊尔的书登上了贝格尔号。）在斯科茨利书中，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对香港所带有的某种转瞬即逝之感，有着敏锐知觉——或许这是“后见之明”。他发现地壳岩层在不断地遭到冲刷，而香港及其周边离岛不过只是大自然演变中的一个瞬间——不是每场大自然的实验都能延续下来，其结果可能永无人知。因此可以说，来自十九世纪晚期的地质想象，催生了被约翰·麦克菲称作“深时”的概念。这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时间状态，挑战的是帝国主义所青睐的“历史终结论”——因为“深时”试图解释的是一种不受人类左右的时间性。当然，论述“深时”的话语也被持帝国论调者篡夺为探测资源的雷达，以及全球贸易的催化剂。尽管它不以人类为中心，却依旧能够无限延长人类定义的时间。当下的状态，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

 

圣布鲁诺修道院的两个方尖碑

 

斯科茨利对香港的认识还有着另外一面，同时也是更具预见性的一面：他所观察到的发生松动的地壳岩层，成了决定日后城市空间政治的重要因素。换句话来说，斯科茨利间接提出了香港最早的社会理论：一座液态城市，充满着各种变动。斯科茨利没有料到香港脆弱的地层，会在六七十年代酿成山体滑坡。那场灾难淹没了挤满居民的棚户区和新建的楼盘；他也无法想到，那不稳定的岩层与大陆新移民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他们其中许多人都因这次不稳定的岩土变动而丧生。出于对这座日益被外部社会渗透、“液化”的城市所潜在危险的担忧，港府在七八十年代，沿用英国的社会福利模式全力建设香港。这当然也包括，将岛上的每一寸裂缝记录在案。在一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都市自然生态改造中，政府按照建大坝和挖运河的工程标准，对所有的可能崩塌的人造斜坡进行了治理和加固，疏导雨水和稳固岩层。这个策略不出所料获得了成功，山体滑坡从此大幅减少。然而，李嘉诚作为香港这个处于流变中城市地盘上的大佬，在这个过程中出场了。他掌控着生产水泥的大型公司，并依靠这场浩荡的工程而发家，之后，他又继续依靠对水泥和建材生产的控制在香港的土地上建起一栋栋高楼，其财富正是立足于此——这些因素帮助他成为了日后的政治寡头地位——华人巨头通过土地交易和炒房地产的方式逐渐从殖民者手中争夺话语权。当然，如果没有此前防止山泥倾泻以及填海的工程，香港也就不会那么有利可图。或许我们可以说，对土地的加固和统治阶级的稳固几乎是同步的，前者并不断推动着后者的发展。

 

秀茂坪山体滑坡，1972年

 

然而，地理决定论总是被文化研究批评为受到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它最多是一种粗暴的本质论，至少和种族歧视挂钩。从地理的角度去看待文化，是一项民族主义工程，将人群与之相联，人民在疆界和国家的概念中被论述了出来，被延伸了出来。国家社会主义正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样的语境里，人和国家都好比从土壤中自然生长的稻穗。只要国家强调它的人民从属于、归属于一块确定领土，这样的例子就数不胜数了。出现暴力倾向的排外，被迫的同化就具有正当性，这种环境决定论就变得更加可怕，在更特殊的社会土壤中甚至容易酿成仇恨、驱逐，乃至仇杀。它僵化凝聚力、同一性、归属感这些概念。而如果最终又无法同化，一个国家的概念要么被更激进地塑造出来，要么走向彻底瓦解。

 

“人类世”的观点或有可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它可以把有关地质现象和文化投资的问题置于地理研究的范畴中。我们可以回溯在上世纪逐渐淡出视野的有关文化和土地的一些问题，还可以重新构思一种政治地理学。我们今天的地理想象将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知识和实践。在香港这样一个以管制和经营土地为基本构造，政治生活又牢牢被束缚于其中的社会来说，认识以上问题迫在眉睫。

 

 

原文刊登于《艺术界》2015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特刊《溢|LEAK》

 

来源：艺术界LE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