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羲之的父兄考述

研究王羲之，必然要涉及其父兄，然而史书关于其父兄的记载太少，许多疑团难以索解。这里作一些考述。

（一）关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

（甲）王旷的家世和经历

据《晋书·王样、王览传》，王祥之弟王览生有六子：裁、基、会、正、彦、琛。又云：王正字士则，尚书郎。

又据《晋书·王羲之传》：羲之“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又《王廙传》：“父正，尚书郎。”又《世说·识鉴》注引《王彬别传》：“父正”。可见王旷与王廙、王彬同是上述四房王正之子。

有一部《王氏宗谱》记载，王正妻夏侯氏，是淮南太守夏侯庄（《晋书》有传）之女，与琅邪王司马睿之母夏侯光姬（见《晋书·后妃传》）是姊妹行。这就是说，王正之妻是司马睿的姨母。所以《王廙传》说，王廙“元帝姨弟也”。《王彬别传》说，王彬“与元帝姨兄弟”。《晋书·礼志》云：“元帝姨广昌乡君丧，未葬，中丞熊远表云：‘……臣以为广昌乡君丧殡日，圣恩垂悼。……’”此广昌乡君可能就是廙、彬之母。

但是，《晋书》没提王旷与元帝是姨兄弟。

王旷生年史无明文。《世说·赏誉》注引《王氏谱》说羲之是王敦的“从父兄子”。此“从父”指王正，“兄”指王旷。而《王羲之传》却记载，羲之“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这就不一致了。查王敦生于266年，王导生于276年，王廙亦生于276年。敦比导、廙大十岁，如旷再比敦大，就不甚可能。恐《王氏谱》误“弟”为“兄”了。可以设想，“从伯敦、导”是对的。王旷是庶出，其生年在导、廙之间。比导小月份，比廙大月份。这样，王旷即生于咸宁二年（276），至太安二年（303），二十七岁时生羲之。

即使认王旷为庶出，也不能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那样排行：“廙、旷、彬”。因为大量史料表明，廙是羲之叔。（见后）

据《宗谱》，王旷之妻姓卫氏，可能是卫恒、卫展家人，与女书法家卫铄是姊妹。卫铄是羲之的启蒙教师，于永和五年去世，羲之有《姨母帖》表示痛悼。（后有专题论述）

王旷擅长书法。唐代韦续《墨薮》“中上”等十四人中，旷列第六，云：“晋王旷，行、隶（楷）。”宋代李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七羊欣笔阵图记有王旷以前代《笔说》授羲之、教子学书的故事。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说，王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笔？）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羲之。

《宗谱》云，王旷早年曾“举秀才，为军咨祭酒，迁尚书郎”。具体情况不详。

清代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十一云：王旷“惠帝时侍中，出为丹杨太守。永嘉中为淮南内史。”严氏概括了王旷的主要经历，不过太简略，而且没有说明文献根据，需要详加考察。

王旷为惠帝侍中，不知始于何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于永熙元年（290）四月，死于光熙元年（306）十一月。王旷为侍中当在此期间。侍中是在皇帝左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缺的较高级官职。

《隋书·经籍志》有“《济阳内史王旷集》五卷”,《新唐书》亦有《王旷集》五卷的记载。清代汪兆墉稿本《晋会要》卷四十与《隋书》同。《晋书》有两王旷，一是桓振之将（见桓玄传），时在晋末，济阳国除，不复有济阳内史之职。故可肯定，此王旷必为羲之之父。

《晋书·地理志》说，济阳县属于充州陈留国。西晋惠帝时分陈留置济阳县，治所在济阳（即今河南兰考县东北堌镇）。

《惠帝纪》：永宁元年（301）十二月，封齐王司马冏之子司马英为“济阳王”。又据《通鉴》卷八十三胡三省注：太康九年改诸王国相为内史。那么，王旷任济阳内史当在301年十二月或302年初。

果如此，则王旷任惠帝侍中始于290年四月，终于301年十一月迁济阳内史（当然，不能肯定惠帝一登帝位王旷即为侍中）。

太安元年（302）十二月，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攻杀齐王冏(《晋书·惠帝纪》)，冏被“斩于（洛阳）阊阖门外，徇首六军。诸党属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乐安王冰、济阳王英于金墉。”永兴初（304）“赦其三子超、冰、英还第，封超为县王，以继冏祀……(《晋书·齐王冏传》)

济阳王英被幽二年遇赦还第，没有归国；后来是谁继为济阳王，济阳内史王旷行踪如何，均不得而知。到光熙元年（306）五月，东海王司马越因从长安迎惠帝回洛阳“反正”有功，“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看来“济阳国”不复存在了。

如果济阳因司马英被幽而“国除”，那么，王旷有可能留守，也可能回洛阳。因为“出为丹杨太守”是从洛阳“出”的，时在永兴二年（305）八月（见后）。

《惠帝纪》载，“八月，……扬州刺史曹武杀丹杨太守朱建”。又记“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通鉴》卷八十六胡三省注：时扬州刺史盖与丹杨太守同治秣陵。

据此可推，王旷任丹杨太守，是接替朱建的职务，时间当在永兴二年八月份或此后不久；但到十二月即被逐。此次任职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王旷弃城出走还在丹杨附近活动一段。《通鉴》卷八十六记载，永嘉元年（307）二月，征东大将军刘准遣扬州刺史刘机等出历阳讨陈敏。敏使其弟广武将军陈昶将兵数万屯乌江，历阳太守陈宏屯牛渚。“刘机等”必然包括丹杨太守王旷。因为此时他还在与刘机议论讨伐陈敏之计。《太平御览》卷三三七载王旷致刘机书信片段云：“贼今下屯固横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又云：“复据乌江（即今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皆堑垒彭排鹿角，步安严峻，以袭历阳诸军”。王旷等人对陈敏的斗争，直到永嘉元年（307）三月，平东将军周馥斩送陈敏首。(《晋书·怀帝纪》)

永嘉元年七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以平东将军、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九月睿至镇。王旷当也回到建邺。《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云：“裴郃（裴潜的侄孙）有器望，晋元帝为安东将军，部为长史。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日：‘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这封信当写于永嘉元年下半年或二年上半年。证明王旷确实回到了建邺。

司马睿渡江，不久当了晋王，是建立东晋王朝的开始，是历史的转折点，意义重大。《晋书·王羲之传》云：“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王旷此议延长了晋朝的寿命一百多年，可见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载晋代裴启撰《语林》云：“大将军（指王敦）、丞相（指王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遴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这段文字很具有小说色彩，不宜作为史料。“在此时”，好象还有上文，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人家“不容之”，他就“剔壁窥之”，并且出言要挟，“将欲告官”，似是小丑一般。况且也看不出王旷在“建江左之策”上贡献了什么奇谋妙计。

西晋惠帝时期,朝政极端腐败，八王内战频繁，加上外族的侵扰，形势岌岌可危。面对国破家亡的灾难豪门贵族的王家不能不筹划应变之策，“共为谋身之计”的事情是会有的。但恐怕也不是一时之谋、一地之议。这样的大事，几个人在一起嘀咕一阵就定下了吗？难以想象。

王旷“首创”过江之议，时间可能早一些，但无史料可据。而王导早在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的时候就有此心。“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司马睿），潜有复兴之志”；故“帝（司马睿）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琅邪）”，另做良图。这还是永兴元年（304）八月以前的事情。可见，建江左之策，也不能归功于王旷一人。

王旷“永嘉中为淮南内史”，时间也不明确。

从永嘉元年九月左右王旷回到建邺，到永嘉三年（309）秋七月司马越派他率兵北拒刘聪，其间不到两年的时间，估计其任淮南内史当在永嘉二年（308）。其时裴郃被其姐夫、当时的执政者、太傅司马越征为太子中庶子，王旷也被任命为淮南内史（镇寿春）。

（乙）王旷的结局

《晋书·怀帝纪》：永嘉三年（309）秋七月，匈奴首领刘渊遣子刘聪及部将王弥寇上党，围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为刘聪所败。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及刘聪战，又败，超、融死之。上党太守庞淳以郡降贼、王旷呢？逃脱了？战死了？投降了？没有下落。

《晋书·王弥传》云：永嘉初，刘渊、王弥寇上党，围壶关，东海王司马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安丰太守卫乾等讨之，及王弥战于高都、长平之间，大败之，死者十六七。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王弥传》与《晋书·王弥传》一字不差。这条史料作战地点比较具体，但王旷依然没有下落。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记载此事最为详细：怀帝永嘉三年夏，太傅司马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将兵拒刘聪等。王旷济河，欲长驱而前，施融曰：“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王旷怒曰：“君欲沮众邪！”施融退曰：“彼善用兵，王旷暗于世事，吾属今必死矣！”王旷等于太行与刘聪遇，战于长平之间，王旷兵大败，施融、曹超皆死。此段所记之史料有些出于《晋书》之外，不知司马光所据何书。

但是，王旷的去向依然不明。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刘渊传》是敌方记载的长平、上党之战，其文曰：

刘渊河瑞元年（原注：晋永嘉三年）五月，遣刘聪攻壶关。刘聪败韩述于西涧，石勒败黄肃于封田。（晋）太傅司马越遣淮南内史王广拒聪。

六月，王广等来讨。

七月，战于长平。长平之战，刘聪马中流矢，几为晋军所获。李景年以马授刘聪，挥戈前战。（原注：依《御览》三百五十一引补）晋师败，庞惇以壶关降。（原注：此节依《通鉴考异》引补）

这里的“王广”，显然就是羲之的父亲王旷。此文中有的细节与《晋书》和《通鉴》稍有不同。敌军统帅刘聪“几为晋军所获”，说明战况激烈，胜利不小，但最后失败了。至于王广（旷）的结局仍没有记载。自从309年长平之战以后，王旷就无影无踪了。

如果王旷战败逃脱回来，那总得有所活动。如果是战死了，他的地位比施融、曹超重要得多，史书就更应有明确记载。

清人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说，“晋朝无贞臣”。那时确是降将如毛，如当时当地的上党太守庞惇等等。再比如太尉王衍被俘屈膝了。不过，这些事《晋书》都直言不讳地写上了。为什么王旷投敌就不秉笔直书呢?

王旷是“江左之策”的首创者，说明他和元帝的关系最亲密,最有远见，功劳最大，《晋书》却不给立传，而给其弟王廙、王彬、其子王羲之立传，并且相当详明，特别是《王羲之传》篇幅之长，超过了许多地位比他高的人，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边的原因恐怕出在编纂《晋书》的唐人身上。《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撰”，他亲自动手写了《王羲之传》的《制曰》，对工羲之的人才、书法给以最高度的评价。李世民热爱王羲之的书法，热到了极端的程度。封建道德讲“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因此，撰写《晋书》时不给降敌的王旷立传，凡有关王旷的史料大量删削，只剩下必不可少的如前所述的那几点。

《王彬传》中有一句话：“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这个“兄”是谁？显然不是王廙。因为《王廙传》中己载明王廙之子颐之、胡之，并没有“籍之”其人。刘隗《上言王籍周丧娶妻事》明说，王廙、王彬是王籍之的叔父。（通典六十）其“兄”，当然是王旷了。那么，《王彬传》为什么不直言“兄旷子安成太守王籍之”，而含糊其词地只说“兄子”呢？显然这里是“为亲者讳”了。

《晋书》记录的王羲之本人的文章，那是没法删改的。其《誓墓文》写道：“……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第2101页）永嘉三年（309），羲之七虚岁；其父王旷北援上党，战败降敌，后来死在北方。所以说“夙遭阂凶”，所以说“不蒙过庭之训”。

说王旷战败降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死在北方，根据并不充分。但也有迹象可寻。

《淳化阁帖》卷二载晋侍中王廙二帖，云：“七月十三日，告籍之等：……嫂何如？……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今遣使未北，返书不具……廙疏。”王籍之只有弟兄俩，“等”字显然包括羲之在内。“嫂何如”，是王廙问候王旷之妻卫氏。“阿母”是指籍、羲之母，和“嫂”是同一女人。“蒙恩”，大概是皇帝赐予的恩典。什么恩典，《晋书》没有记载。我猜想是，赦免了王旷的投敌之罪，也不株连其家属。这样使得全家大为高兴，所以王廙说：“上下悉佳”。王廙说的“宜可行”，意思大概是他们打算“遣使”到北方寻找王旷，但是“今遣使未北”，似乎尚未成行。

这三封书信，似乎说明，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时，从北方找来了他父亲骸骨，并且临时葬在了临川，后来迁葬到吴中，即会稽。

（丙）馀事

另外还有三条关于王旷的资料：

一是宋代孔延之撰《会稽掇英总集》收录唐代王师乾《王右军祠堂碑》文，中云：“羲之……父旷，建威将军，建始侯。”王师乾（一作范），唐昭宗时（890年左右）人。说王旷曾任“建威将军、建始侯”，不知何据。王师乾是王氏后裔，料想不会凭空臆造。

二是王旷，《晋书》有时记为“王广”。

《晋书·陈敏传》：陈敏反，“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广等皆弃官走。”（《晋书》第2615页）

中华书局《校勘记》云：王广，《惠纪》、《顾荣传》作“王旷”。《通鉴》卷八六亦作“王旷”（茂辰按：应为“卷八十七”）。

《通鉴》卷八十七：“太傅司马越遣淮南内史王旷”，下有小注，《考异》曰：《十六国春秋》作“王广”。此“王广”就是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中的“王广”。前边说过，这个“王广”就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

《辑补》在卷九中又立了一个《王广传》，其文曰：“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被蛮贼梅芳围百馀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孑遗。将士泣日：‘将军忠于本朝，故有今难；岂有背将军理哉！’芳攻陷扬州，而广被杀，众相枕而死者五千人。王广女容质甚美……”

删节号以下的文字，与《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王广女》相同，故不抄。自“王广永嘉之乱”至“死者五千人”一段文字不见于《晋书》和《通鉴》，可能是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文所有。

这个“王广”显然不是卷二中的那个王广（即王旷，亦即羲之之父），这是应该区别开来的。《晋书·列女传》中的“王广女”，绝不会是“王旷女”。

三是《晋书》和《通鉴》上还有几个“王旷、王广”容易发生混淆，不能不在此一提。

《晋书·桓玄传》说，“桓振遣桓蔚代王旷守洛阳。”时在晋末元兴三年（404）桓玄死后，显然此“王旷”不是羲之之父。

《晋书·载记·符坚下》：“符晖率洛阳、陕城之兵七万归于长安。益州刺史王广遣将军王蚝率蜀汉之众来赴难。”《通鉴》卷一〇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正月，符秦益州牧王广，自陇右引兵攻河州收毛兴于枹罕。

这两处“王广”都不是王旷，因为王旷不可能成为符秦的益州刺史（牧）。

《晋书·载记·刘元海传》：“并州刺史王广言之（指刘宣）于（晋）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此王广时代太早，不是王旷。

《晋书·载记·李寿传》：“李寿遣其散骑常侍王瑕、中常侍王广聘于石季龙。”此王广就是符秦的益州牧，见《通鉴》卷一〇六胡三省注。

《晋书·载记·刘聪传》：“刘聪遣刘曜寇长安……王师败于渭阳，将军王广死之。”这是西晋朝愍帝时的王广，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把他和长平之战失败的王旷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