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舞阳贾湖骨笛的出现将中国音乐史推进至9000年前，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它述说着另一角度的华夏文明的发展。黄翔鹏先生曾说：“传统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之所以可以奔涌向前，是因为它流经每个时代都会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使它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的张力与凝聚力。音乐艺术更是这条河流中重要的支流，它是中国历史在另一层面的记录与刻画。支流中每一颗水珠、每一粒沙石都是音乐符号跨越时空的积淀。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礼制、中国传统审美都是分割不开的。

近年来，在国家提倡传统文化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将眼光投入到中国传统音乐中来，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关注中国音乐之路该往何处走？如何在音乐中体现中国特色，这是新时期音乐学者们努力探寻的答案。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新一代艺术家的责任与追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素材的提炼与运用是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任务，也是作曲家们家国情怀的深刻体现。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素材如何在世界音乐形式的冲击下换发新的魅力，已经有很多作曲家与音乐学者交出了答卷。下面，让我们跟随几位作曲家来看看中国传统音乐的新发展。

陈其钢，在创作的《京剧瞬间》中选用了中国传统京剧中的声腔来作为其作品的主题。这段主题本身灵活性较大，通过作者对它的发展与变奏，便形成了独具中国五声色彩的钢琴音乐作品，传统京剧音乐的特色在瞬间被展现出来。这是作曲家对传统音乐主题的运用与发展。

当然，作曲家们除了对主题进行处理使之变化之外，还会对民族乐器的运用进行独特的编排与配置，使它们成为中国音乐真正的载体，为传统音乐发声。百年前，刘天华创办“国乐改进社”，在二胡中加入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并开始将钢琴作为二胡的伴奏。从那时起，中国的传统乐器也开始变革，从乐器本体到乐队配置越来越丰富，用于独奏的乐器也开始向合奏发展。当今，能将中国配器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当谭盾先生莫属，他在作品《西北组曲》中，充分利用了独奏乐器的技巧、音色，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复调、织体的手法。谭盾先生还加入独具西北特色的打击乐，甚至还包括对人声的开发，即兴演奏等，将西北音乐粗狂豪放、刚劲激昂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旋律与乐器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就像京胡的声音就代表戏曲的开场，唢呐的声音就代表红白喜事。这些在中国人的身体中早就形成了特定的听觉习惯，所以只有传统乐器才能表现出传统的中国音乐，就像习惯了十二平均律的人听不惯五声音阶一样，就像新疆音乐“钢琴缝中的音”一样。

在今天，不知是否还会有人认为中国音乐是单声部的旋律发展，不像西方音乐有复调、有织体，是多线条的音乐。其实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一直存在多声现象，“当多数人在一起演奏（唱）时，大家会遵照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组合，产生多声的效果。”民间多声音乐的组合本身具有随意性、灵活性，当作曲家们在对多声织体素材的创作过程中，有意的增强了传统多声的特色，使传统音乐的风格更加突出，也让更多人体会到我们自己的多声色彩。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部宏伟的著作，从音乐分类来说，它有民歌、舞蹈音乐、戏曲、说唱、器乐等多种形式；从乐器分类来说，它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八音法；从乐律学研究来说，它有三分损益法、荀勖笛律、京房六十律、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而且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出现比西方早了百年。中国传统音乐表象的背后，有文献记录、有“活态”遗存、有仪式承载、有考古实证、有曲谱、有乐器、有乐律、有调式。中国传统音乐在其发展中借鉴了丰富的新形式，作曲家与音乐学家正是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前提下讲好中国故事。中国音乐它将是一部“无终的旋律”，它更会在世界的舞台上继续长存并发出闪耀的光芒。

赵冬梅，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中国民族旋律学、中国当代音乐传统元素、传统曲式的研究与教学。

《无问西东——赵冬梅音乐研究文集》收录她近几年的研究力作，在如何把握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道路上，赵冬梅老师有着独特的见解，并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与发展努力实践。

她的导师李西安先先生曾说：“我愿在八千公尺设下自己的帐篷，为最后攀登到顶峰的人，铺下几块小小的石子”。这是新时代音乐学者们的音乐情怀，也是中国特色音乐之路的奠基者们自觉的使命感。正因为他们的付出与坚守，中国传统音乐才能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屹立不倒，在理论与实践的并举下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最后，作为一名音乐史学的后辈，很荣幸在前辈们的努力中看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原生态及新光彩，无论是以杨荫浏先生、黄翔鹏先生为先驱的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理论建设的研究成果，还是传统音乐的“活态”遗存与新用，都离不开前辈学者的付出。相信在老师们的指引下会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走出“大峡谷”，把中国音乐展现在世界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