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现实在谷底，理想飞上天

　　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杨树峰在班上成绩平平，但理想很宏伟，想着到社会上好好大干一番。谁知到分配的时候，他的名额被别人顶替，所以他只能莫名其妙地等待重新分配。他当时没有粮户关系、没户口、没工资，什么都没有，只有在学校宿舍里占据的一张床铺，尽管学校几次三番一直想赶他走。直到两年多以后，他的粮户关系从临夏迁过来，然后重新改派，这种悲惨的生活才告一段落。

　　“这个过程又是一个逆境”，杨树峰说，“没吃没穿，也没有直接跟家里说明真实情况”。他当时跟家里撒谎说，这两年学校组织了一个艺术实践，不能跟家里太多联系。所以这两年他基本没给家里写过信，也没回过家。两年中，他经常靠同学送点钱或是给买点吃的来度日。没人周济的时候怎么办？以前上学时放牙刷的地方有一个台子，同学吃剩下的馒头都往那儿扔。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杨树峰把堆在那里已经又硬又干的剩馒头捡回来泡水全吃完了。“刚开始还有点难以下咽，后来却觉得怎么那么好吃！”杨树峰回忆道。除他外，同时等待分配的还有两个同学，因为学校给分配的工作不理想，没去上班，三个人就一起在学校耗着，有福同享。一次，他们刚借到一点儿钱就立即让一个同学去买面包。他应该买了三个小面包，回来的路上他把自己的先吃了，吃完后没忍住，又把杨树峰和另一个同学的都给吃了。进宿舍门时，他最后一口面包还没完全咽下去，嘴巴鼓鼓的，也不说话，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使劲咽下去最后一口之后，他连忙说，“对不起，我都给吃了”。还有一次，杨树峰跟一个老师的丈夫借钱，简直像抢钱一样，一拿到钱他们就去买了面包吃。大年三十那天，不记得从哪儿搞到的钱，杨树峰和一个同学揣着钱去饭店，一人吃了一碗臊子面，当时吃完就吐了，因为好多天没吃东西的缘故，吃得太猛胃受不了。结完账还剩了些钱，那个同学拿着钱当路费又去找他亲戚借钱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种经历没有让杨树峰沉沦和自暴自弃，反而让他在空闲的日子里读了很多哲学、文学类的书，包括鲁迅文集还有一些名人传记。吸收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杨树峰更坚定了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梦想。期间他也创作了很多作品，像《黄昏花瓶》、《少女侧面》等等，色调都很艳丽、灿烂。他发现现实越悲惨，内心反而越明亮，对艺术的幻想也越强烈，也就是生活到谷底，而对艺术的向往却飞上了天。“如果那时有材料的话，作品应该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他如是说。

　　18、不吃不喝，我要画画

　　大学毕业两年多的煎熬等待之后，杨树峰终于迎来了重新分配，被改派到兰州市园林局金城盆景园。那里以前是私人花园，后来改建成公园，所以环境特别好。他通过努力，争取到了在工作时间也可以画画的权利。那时每月工资应该是五十多块钱，但扣除他不坐班及其他一些费用，最后发到手仅剩下二十几块钱。这意味着他差不多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一碗牛肉面。尽管环境还是这么艰难，比起等待分配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但这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不吃不喝也要画画。他看到空白纸就用，像一些废纸、广告纸；看到颜料，不管什么颜色都画，包括油漆。可以这样说，84、85和86年是杨树峰的一个创作高峰期。

　　19、创办兰州特种艺术研究所

　　因为对绘画的迷恋，在盆景园上班一年以后杨树峰就向单位申请停薪留职，当起了自由艺术家。当时做了很多艺术活动，像组建东方艺术沙龙，举办“85·8现代艺术展”、“新现代艺术展”等。那时候盆景园里有一块场地，杨树峰把它租下来，目的是搞艺术、做展览，并不是要经营。在租下一年多的时候单位想要收回去，杨树峰又坚持租了两年多。在这里做了好多展览后，他发现在做展览的同时，也应该把热爱绘画的人组织到一起，来产生更大的价值。大家应该利用这块地方去创造艺术，为艺术服务。于是他就创办并注册了“兰州特种艺术研究所”。当杨树峰兴致勃勃地去跟其他同学谈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办法赢得他们的认同，他们不想被组织起来，也不认可大家在一起能更多的创造艺术。后来兰州特种艺术研究所就慢慢的废弃掉了。

　　20、点燃生命

　　杨树峰在盆景园里占了一间绿化组的房子，等于是住在公园里面。那时候房子里没有洗手间，上厕所要走五六百米的路。一次，他画画到很晚的时候想要去厕所，路上刚好经过一堆新近才修剪下来的梨树枝。这些枝枝杈杈安静地躺在月光下，却越看越不像是树干，仿佛人的躯干互相交融在一起一样。这个场景带给杨树峰启发是：这些大东西，我要是把它们雕成真像躯干一样多好。所以凌晨时分，万籁俱寂，他找了一根大绳子，栓上一根木头就往住的地方拉，拉到门前先用杂草把树干盖上。第二天晚上，他把这个大家伙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边锯边刻。简单几笔，这一段段的树干就已经不再是树，而成为一个个获得新生命的立体雕塑了。就这样，他每晚一根一根往回拉，后来总共创作了六十多件木雕。杨树峰认为，这些树干，原来躺在那里时已经是有生命的了，而当你用刻刀给它留下痕迹的时候，它立即产生了另一种全新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树的生命。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点燃生命”。

　　21、办现代艺术展

　　80年代初期，杨树峰在现代艺术圈已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会儿，他在兰州搞了两个艺术空间，一是由茶花展厅改建而成的艺术馆，二是东方艺术沙龙。他觉得兰州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应该把他们的想法和创作展示出去，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些新东西。所以，就在自己的空间里先后组织举办了大大小小五六个展览，其中包括“85·8现代艺术展”、“新现代艺术展”等。时间久了，慢慢地引起了其他地区艺术家的关注，其中有些艺术家现在已经非常知名。

　　可能由于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后来大凡要去敦煌和西藏地区采风的艺术家，经过兰州时都会来杨树峰这里坐坐，他的艺术客栈简直成了这些西行艺术家的必经之路。有时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光餐具就要准备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筷子一大把，吃饭的盘子居然还被他们开发出一项新功能——当调色盘。

　　如果说兰州是艺术家们去往敦煌朝拜的必经之地，那么杨树峰的盆景园和艺术沙龙则俨然已成为西行路上人们停留住脚的艺术殿堂。

　　22、创建东方艺术沙龙

　　抱着想把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和艺术发展得更好的火热初衷，杨树峰做起了“东方艺术沙龙”，希望将西北画画的、搞媒体的、搞音乐的、写作的人集中在一起，大家经常聚会，互相交流、传播一些现代的东西。找乐手、组乐队、编音乐，还有卡座、喷泉、舞台，整体风格完全是沙龙的形式。杨树峰的本意是做纯艺术性的沙龙，就像茶社一样，但后来越做越像舞厅，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初的愿望。后来文化局还把东方艺术沙龙封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叫东方？叫沙龙？所以一年多以后杨树峰将它转给了一个朋友，不过这个沙龙当时在兰州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23、中国西部“雅皮士”

　　八十年代的兰州，思想和精神都比较独立的艺术家杨树峰，自我感觉像是生活在荒原当中，如同一个新文明的雅皮士，从思想、穿着到言行都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接受了很多现代的思想、理念和观念，对前卫艺术疯狂着迷；他的鞋子、皮夹克都是一些朋友从广州进口过来的。那时候，他靠做装修收入还不错，一个工程下来能挣上万元，比起那些上班一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人好很多。他就是一个时尚的现代艺术家，还带有点黑色幽默的表演，所以有人说他是真正的“雅皮士”老大哥。

　　24、深山制陶，魂梦马家窑

　　1984年一次偶然之机让杨树峰从此对烧陶魂牵梦绕。一个朋友让他去甘肃省两当陶瓷厂帮忙代课，主要是以艺术和技术指导为主。当时刚做完展览不久的杨树峰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接受邀约，打起背包一路向西，到宝鸡后搭车直接到了两当陶瓷厂。

　　事实上，杨树峰对那里的教学指导工作兴趣不大，但是那湿润松软的泥土和热情艳丽的火焰却瞬间调动起了他体内全部的热情，于是他开始烧陶。每次讲完课，他就偷偷弄点泥来烧，感觉特别有意思。他的火一样的激情，超乎常人的丰富想象力，他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在为怎样烧制出一件称心的陶艺而跃动。也正是这种忘我的、全身心的投入，使得最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陶艺品是如此的精美和充满灵性。第一次烧了三十多件小东西，回到兰州以后竟还心有不甘：为什么不多烧制几件呢！他将这些陶艺和其他几个朋友的作品一起在兰苑一个地下室举办了一次展览，开幕式还特地邀请了当地政府主管文化的市长前来参加。市长很仔细地欣赏了每一件作品，尤其看完杨树峰的陶艺之后很受感动，还给他起了个绰号“拼命三郎”。市长说，看到这些现代陶艺作品，不禁让人想到远古时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陶艺艺术，确实很震撼。后来市长为杨树峰在兰州市科委申请了科研经费，经过几个月时间，终于批下来。虽然只有几千块钱，但却足够杨树峰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去烧陶，并最终以一场精彩的“333现代陶艺展”作为汇报和完美收官。

　　那两年时间，杨树峰总共烧制了一千多件陶艺作品。烧陶的时候，工厂为他提供一个小车间，除了一些工人帮着干重体力活，全部的设计和创作都是他一个人。甘肃两当和四川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所以也有梅雨季，雨下起来就是半个月以上，看不到一点晴天，空气都是潮湿的。经常在这样的环境中做陶、思考，不由得思绪也常常随雨飘飞。他常想几千年前马家窑的制陶人是不是也像他这样制作呢？制陶需要有很大的创造力，陶、土、人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强烈，从中又转而联想到我们的社会还是被传统、腐朽的东西大大地限制着。杨树峰说，“在烧陶期间，我的魂魄已不在现实了，而是在跟远古马家窑的一些艺人和匠人对话。”所以他烧制出来的作品，也经常带有一些马家窑文化的特点：浑厚、质朴、粗犷，可谓是将空间、环境、人文和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集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杨树峰对光滑的瓷器没什么兴趣，他的魂在马家窑。

　　虽然杨树峰当时所处的位置比较偏远，但他的陶艺作品对于中国后现代陶艺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5、黄山会议，一仗隔断30年

　　这段故事促使杨树峰后来跟中国当代艺术保持距离，虽然对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好事，但是其中也确有令人称奇、不可思解的一些东西。

　　1988年，杨树峰应邀带着很大的理想和抱负去参加黄山会议。去之前他跟高名潞也有接触，因为毕竟在西北已经做过很多展览，在西北也算小有名气。当时杨树峰带了三四十张幻灯作品让与会艺术家观摩，但在会议当中他明显感觉到，这是一帮新的现代艺术家在建立一种新的等级或阶层，他很不喜欢。在他的印象当中，现代艺术圈应该是一个平等、自由、人性、公平的环境。可当时的现代艺术没有这样做，直到今天的当代艺术圈也没有这样做。杨树峰当时做了几千件的作品，包括陶艺、木雕还有一些绘画作品。虽然没有像别的艺术家那样评级论等，但并不代表他不是现代艺术创作当中的一份子。他始终觉得人和人之间还是要真诚、互相尊重，而他们夸夸其谈的东西，自己早已经了如指掌。所以一周以后会议结束时，他已经很闷闷不乐了，因为这里没有平等、没有共同语言，自己的想法跟会议的势力格格不入。

　　最后一天的庆祝酒会安排在安徽的屯溪江心洲宾馆，是离黄山不远的一个比较豪华的宾馆。参加会议的人员包了几个厅，一个厅里有五六桌，一桌十几个人。协助会议工作的一些本地文化馆、曲艺馆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帮会议做了一个星期的服务，因此也一起参加酒会。由于协助服务期间，他们受到一些艺术家自由、狂放的表达方式的影响，所以最后这天他们也想要发泄一下。当时，宾馆中厅有一家本地人正在举行结婚仪式。这几名会议协助人员搞了个行为艺术，把脸画得很恐怖去给新娘子敬酒。假如他们提前打声招呼，或者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或许都不会有事，甚至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是当地人很愚昧，因为吓着新娘子了，所以那帮婚礼的人就跟着敬酒的几个人来到杨树峰他们这个厅。刚进来就打他们，杨树峰这桌正好对着打仗的那桌。他当时第一感觉认为肯定是本地人在打他们会议上的人，于是二话没说就去帮忙，刚一拉，就被一板凳把额头砸了个大包。他当时火气就上来了，抄起东西一顿猛打，把对方打伤了好几个人。后来毛旭辉因为个子很高，容易辨认，警察把他带走做了个笔录。这一仗整个黄山会议就结束了。

　　第二天，全体参会人员去黄山游玩。早上的时候听说当地人又过来找昨天没找到的人，还要再打，肯定杨树峰也是他们要找的人中的一个。大家上了大巴车以后，车上气氛很紧张。大家风言风语，意思是谁惹的事，却不敢承担，连累大家之类的。杨树峰听了很难过，明明自己是在帮助捍卫本方尊严，他们为什么不能公平的对待这件事？本想辩论一番，但又觉得没意义，所以他情绪非常不好。到黄山脚下的时候，杨树峰转身一个人就走了。几经周折回到兰州，仍然很郁闷，看来只有跟艺术才能真正的对话。

　　26、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没钱运木头放弃参展

　　黄山会议是为第二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做准备的。杨树峰最初也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入选参展，所以在黄山会议时做了多张幻灯片给与会艺术家观摩。但是看过幻灯片以后，没有人能真正对他的作品有个解读，有的人给他定位为原生态，像是费大为、乌红觉得他的作品有点黑色幽默，让他向这个方向发展。杨树峰对这种比较有定位性的名称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自己创作出来的是件作品。第二年，他的作品被选上了，其中有一件是体积很大的木雕，要送往展馆非常麻烦，需要很长的时间，耗费精力、物力和财力。杨树峰当时也没有想过和主办方商量是否可以换一件作品，直接就决定不去参加展览。当时的策展人高明潞邀请他帮忙设计一下展馆，他也拒绝了。总之，由于之前黄山会议时的一些问题，再加上参展不太顺利，这两个因素导致杨树峰彻底和这次大展无缘。

　　27、敦煌启迪

　　现代艺术大展过后，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进入了阶段性的调整，同时杨树峰也在认真思考。他发现，现代艺术展现得越是强烈，他反而对中国远古时期的东方艺术越是怀念。所以此后不久，他联合了甘肃现代艺术家马云飞和杜汉铎等人一起去西域考察，行程包括嘉峪关、玉泉观、敦煌莫高窟以及河西走廊其他一些地方。此次西行数地，杨树峰对敦煌的感情尤为强烈，尤其是莫高窟地域的神奇让他感怀不已。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岩壁上，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传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莫高窟南北全长1680米，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分布于高15——30多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1——4层不等。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敦煌一眼望去都是沙漠，唯独莫高窟断壁这里有一棵长得很茂密的大树。一次傍晚时分，杨树峰他们十几个人继续向三危山进发。道路两侧全是峡谷，十分危险。其中一个同伴竟然被吓到半瘫痪状态，只能两个人一起拖着他走。走着走着大家不小心迷路了，只能止步原地。当地昼夜温差极大，大家就互相抱在一起取暖，直到天亮后才返回驻地。这一番惊险刺激的经历过后，杨树峰又在想，莫高窟这样一个几千年前留存到现在的文化景观为何还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敦煌的魅力究竟何在？这些问题的思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灵感，进而创作出一批“意境图系列”作品，展现出了他对中国远古文化的思考、心灵上的碰撞以及对宗教的敬仰之情。

　　28、万人看展，摇滚轰动

　　1990年，甘肃省兴建了一座现代化建筑——体育馆，位于东方文化广场南边。自从体育馆建起来后，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国家级的人员在这里打打比赛之外，两三年时间里都没有举办过大型活动。一个原因可能别人做不起，二是体育馆不让做。杨树峰居住的处盆景园可以一眼望到体育馆，所以他不禁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如果能在这里做个展览真是非常理想”。于是他开始认真筹划此事，希望联系很多同学和其他一些艺术家一起做一个兰州最大的展览。

　　想要租到体育馆并不是件容易事。适逢当年由中国承办的亚运会在北京举行，于是杨树峰借助这个噱头顺利申请到了场馆使用权——以“亚运”之名将展览名称定为“迎亚运现代艺术义卖大展”。名义上是为亚运会做的展览，实际上是想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的作品。当时他在各个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认识一些朋友，所以在展览开幕式当天，精心策划安排了一场摇滚秀歌舞表演，还有各个舞厅的乐队也来一起参加演出。那时东方文化广场位于市中心，巨大的音乐声一响起，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被吸引过来，越聚越多，导致水泄不通。面对人山人海的场面，乐队人员起初有点紧张。杨树峰就走上舞台先起唱，他主唱了几首之后，才带着乐队一点一点进入高潮。当时景象十分壮观，粗略估计围观群众得达到一两万人。本来预计表演时间是两个小时，可演出开始没多久就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只能提前一小时结束表演。“此次展览和表演都十分精彩”，杨树峰事后总结道。

　　29、兰州句号

　　迎亚运大展结束后，杨树峰计划学习一下英语，为出国深造热身。谁知，下一段旅程尚未开始，自己的身体却慢慢显现出了危机。

　　1990年时，他感觉到身体已经透支，因为一直不停地忙于创作或筹备展览，每天都很累，加上饮食不规律和饮酒过度，造成身体疲惫不堪。但因为有精神方面的支撑，所以觉得一切还能承受得了。展览过后，他所住地方盆景园因属于政府和开发商的房产，政府要求所有钉子户撤离。这时还在停薪留职的杨树峰因所在单位在南河滩买了几套房而有幸分了套90平左右的新房，随后他就带着家人和所有东西搬了过去。在装修之余，大家为庆祝乔迁之喜共同饮酒，他醉酒之后无意识地躺在新地板上睡了一夜。由于之前身体已经有了危险信号，再加上装修过度劳累和过度饮酒，第二天他就被送医院急诊。从那以后一直卧病不起，无力创作。为完成家人的心愿，感觉身体仿佛快要走到尽头的杨树峰决定，一旦自己身体好起来，就带着家人去沿海城市，离开兰州。后来在离开兰州前他创作出《病床系列》作品，算是彻底为在兰州的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杨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