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敢以名人自居，更不敢以美术评论家自居。突然收到某出版社寄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在《当代美术评论家文集》中占几个页面，并说与邵大箴、薛永年、程大利等当代美术评论界大腕儿并列。我却立即拒绝了。原因十分简单：我虽然俗人，但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也不愿拉大旗、傍名家，自己有自己的尊严，从来不认为与一些大腕并列是一种荣幸。

    我喜欢画画、喜欢写小品文，当然画了不少，也写了不少。语云：“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我当然会有所反思。对别人的评论，我当然注意，但也并不在意。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画画必须用真情，作文必须说真话。虽然说真话需要一点勇气。但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写家，无一不是敢说真话的人。

    只说真话，还不能成为一个写家。作文与画画一样，必须有精妙的笔墨和深邃的思想。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分。若思想浮浅而低下，利欲熏心，即使是说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笔墨，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笔墨，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为艺术作品。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发表一种观点：谈论艺术的准则，艺术家必须用作品说话，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这些话，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谈到笔墨，那是同风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画家、写家都有各自的风格，泾渭分明，决不含混。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飘逸豪放”。倪云林的“疏林坡岸”，黄公望的“雄秀苍茫”。这些词句都是从直觉或顿悟而得来。在西学教育、影响下的评论家眼中，或者在中国迷信西方素描的画家眼中，这很不“科学”，也很不“准确”。他们一定会拿起他们那惯用的分析手段“科学”来下结论，把世间万事万物，也包括美学范畴在内，进行分析。可他们忘记了，对于中国艺术而言，西方的科学显得是那样的教条。远远不如东方的直觉顿悟、整体把握，更能接近真理。 

    倘若有人要问：“你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笔墨和风格呢？”我舞笔弄墨五十多年，对这个问题当然会有所考虑，而且时时都在考虑。我觉得，中国艺术的真髓就在于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真”字。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感人的作品。笔墨和风格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无论作文、画画我要追求的风格是：淳朴天然，外表平易，内涵深邃，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这是很高的标准，也是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别人不一定赞成，也不强求别人赞成。喜欢哪一种风格，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谁也不能干涉。我最不赞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极为别扭，极不自然的词句、形式，顾影自怜，自以为美。我也不赞成平板呆滞的东西。我定的这个标准，是我追求的目标，很可能一生也做不到，但我会去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