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复制品的贡献

　　鸡缸杯淘宝大热的现象催生了一些人对于仿品收藏的讨论。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中，谈到仿品，大众的态度大多是瞧不上眼，认为文物艺术品只有真正的那一件承载历史的东西才值得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但这其中真正的道理未必人人都能了解，以至于人们有时盲目地做出结论。

　　要谈论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文物复制品和高仿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很多人认为文物复制品就是高仿品，其实不然，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林亚明为我们介绍说，复制品是按器物的原样一比一制作的，无论是文物的质地、纹饰、文字图案等，还是其技艺、方法都是忠于原作的，并且标明复制物的年代、复制者姓名等，而且在数量上有严格的控制，国际上一般认为五件以内为复制品。但是高仿品就不同了，高仿品都是按照艺术品原来的样式模仿制作的，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且数量较大。

　　我们都知道，许多著作都是靠临摹复制得以流传保存至今的。一些文物的不可再生和不可复原性，导致了它们的存世量越来越少。因此，复制品的出现便可以满足收藏者们的需求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博物馆中很多陈列品都是复制品，因为博物馆同时具有收藏保护国家文物和供大众欣赏参观双重职责，但是一些文物因为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能长时间展出，复制品的展出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并且文物复制品可以将一些书籍中记载但还未被发现或者已经被破坏的文物呈现出来，供广大观众欣赏品鉴。其次，文物复制品还是一个收藏投资的门类，具有一定的升值空间。因为复制品与原作相近，也是一种艺术品。复制品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原作，继承与弘扬文化传统。林亚明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大量的‘复制品’的出现可__能会扰乱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其一，我之前说过，复制品数量一般是五件以内，大量流通的就不是复制品了，仿制很逼真的也只能算高仿品。其二，只要把控好复制单位的资质、复制品的材料和工艺等相关问题，实行编号以及流通登记，就可以杜绝赝品的泛滥。”他还举例说，1979年，日本的二玄社经台北“故宫”同意，复制了台北“故宫”的历代书画精品，这些复制品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而我国的文物复制品之所以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混淆了复制品和高仿品甚至是赝品的概念。

　　林亚明认为，我国是一个文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如果能够正确地处理好文物保护、陈列和文物复制的关系，引导广大收藏爱好者合理收藏具有一定水平的文物复制品，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从如今的市场情况来看，我国的文物复制品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首先，国家需要严格把控制作单位的资质。资质过关了，文物复制品的质量就得以保证了，人们也不会认为它们是赝品。久而久之，行业的信誉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其次，政府需要对文物复制品进行标记、追踪，以防一些未经审批、粗制滥造的文物仿制品进入且扰乱市场。

　　其实，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人在重视文物复制品的传播贡献。因为中国艺术品市场中赝品以次充好的问题一直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成长，而国际上也出现过一些中国文物赝品大行其道的现象。这种现象对于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文化不但没有起到好作用，反而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资深艺术品经纪人蔺道军在谈及国际文化传播中赝品以次充好之时曾经这样分析：“实际上，有人去保护艺术品、保护历史文物是一种贡献，值得赞扬。但是，如果拿着一堆赝品当国宝，那反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我每次到国外，看到一些中国餐馆里面挂的中国画简直是惨不忍睹。我就在想，他不如不挂，挂这个反而对中国绘画起到了相反的宣传效果。再看看国外油画来中国推广的都是什么?基本都是《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级别的。把经典推向全世界是他们的思路，所以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他们名作的复制品。”由此可见，如果单单谈文物复制品的话，它其实可以对文化传播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怎样去规范地认识和利用。

　　艺术衍生品的现状

　　说完文物复制品，再来谈谈艺术衍生品。艺术衍生品是艺术作品衍生而来的艺术与商品的结合体，具备一定的艺术附加值。从国际艺术衍生品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的艺术衍生品产业发展还非常初级，以至于古文物的高仿品占据了艺术衍生品的一大块内容。在中国的许多博物馆柜台中售卖的许多艺术衍生品就是馆藏的高仿品，而这种经营模式也被大众所接受。但也有人认为，人们不是希望简单的接受文物仿品，而是在现有的环境中找不到更好的艺术衍生品来充实生活，购买高仿品作为纪念或欣赏是人们找不到更好的艺术衍生品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根据涂睿明的介绍，目前的艺术衍生品行业做起来并不容易，很多人都能认识到这一块未来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现在生存状况不佳。谈到原因，涂睿明认为目前的艺术衍生品行业最大的弊病在于不能提供好的产品给大众，业内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思路去经营艺术衍生品。比如对于鸡缸杯的开发，就显得很初级。“我有一个鸡缸杯，仿的质量很不错，大家愿意去消费，仅此而已。”而鸡缸杯的火热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实用器，而且如今制作工艺已经成熟，仿制成本不高，大众都能消费得起，像以前的天价拍品比如说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就没有那么多人能接受得了了。

　　其实这种现象在淘宝商城中也可以清晰看到。以往的天价拍品产生不少，但是鸡缸杯这种实用性很强而仿制成本又不高的天价拍品为数不多。淘宝中也有店家在售卖诸如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或皿天全方罍这种观赏性大型器物的，但一是价格贵，如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价格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而皿方罍更是价格全在五位数以上;二是此类物品并不具备实用性，且器形较大不好摆放。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它们并不能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这么火热。所以在产品上，怎样能把文化价值和消费特性很好地融合到一起，是艺术衍生品行业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涂睿明分析：“我认为把文化内涵完美地融入到消费之中去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要让一些中国传统的工艺在今天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传统工艺走入消费时代，能够让大家很好地去消费。从现在市场的反应来看，人们已经很在乎一个东西能不能让我真正去使用，而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陈设作用。”他介绍说，他见到一款比较成功的产品是用中国的青花瓷工艺设计了一套欧洲红酒器，由于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融合，最终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另外目前很多博物馆的经营体制也是阻碍艺术衍生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涂睿明的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艺术衍生品的消费额能够达到几个亿，而大陆就算是一些国家级的大型博物馆的成交额与之相比也差得很远。因为台北“故宫”的模式和国内博物馆的模式是很不同的，他们的经营更加开放。他们会把这块做成一个平台，所有对于艺术衍生品有需求的开发商都可以进入这个平台来进行培训，而台北“故宫”会给他们介绍馆藏内容和文化知识，开发商可以根据馆藏来开发相应的衍生品，最后再拿到台北“故宫”的平台上去销售。这样的模式会吸引很多机构和个人来这个平台上进行尝试。这种思路类似于苹果手机的经营模式，人们都可以在苹果IOS系统中进行开发，最后再和平台进行合作销售。这种模式在现在的产品开发模式中往往可以发挥集众人之力的良好作用，为产品开发提供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

　　反观目前中国大陆的很多博物馆，普遍经营性质不强，大多以公益身份亮相。涂睿明介绍，现在已经有一些博物馆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但现在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其实，无论是文物复制品还是艺术衍生品，都是艺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极。只要能够加以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对于艺术融入生活，都能发挥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未来的艺术发展中，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它们的作用。毕竟除了天价，融入生活才是艺术真正的去向。

　　拍卖市场正为赝品买单

　　秋拍在即，各大拍卖公司征集工作也进入收官阶段。然而，业内人士普遍反应市场低迷之下拍品征集困难、赝品泛滥不绝。同时，今年春拍中寄望于拍出天价的重量级拍品遭遇流拍的现象似乎也给市场发出信号：拍品真伪难辨、赝品不断等影响了买家的信心和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发展。为此，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以期在秋拍之前为藏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市场参考。

　　资源之竭

　　古书画是拍卖重头戏

　　但精品少且鉴定难

　　在离秋拍征集收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拍卖公司负责人、拍卖师等都表示，如今拍品征集工作非常困难。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介绍，大家普遍反应今年秋拍的征集比以往难度都大，是因为“在过去市场好的时候，交易比较频繁，现在相当一部分艺术品已经沉淀了：企业藏家做博物馆，个人藏家做美术馆，有些藏家则是长期投资”。这一说法也得到北京隆荣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建业的印证。而万达集团艺术总监、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则告诉记者，“近现代名头大的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本来市场上假画就多，现在随着经济形势不好，假的就更拍不出去了。”

　　此外，董国强表示，“虽然现当代的油画和水墨的市场行情还不错，但这两个项目在拍卖公司的整个成交额上，只占10%到20%。国内拍卖公司还是以近现代书画和古代书画为主，占成交总额70%，但恰恰是这方面的资源比较少，拍卖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古代书画现存精品量少，且鉴定困难。”

　　赝品之害

　　小藏家走入歧路 有实力的人徘徊场外

　　在国家注册拍卖师王凤海看来，比起拍品资源问题，赝品的泛滥不绝、拍品的真伪难辨才是困扰艺术市场的深层问题，是市场持续发展的难题。

　　目前，艺术品市场出现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存在于民间大量的艺术品等待我们开发;一方面大量赝品混杂其中。赝品到底有多泛滥?刘建业以自己参与的一次电视台征集艺术品为例，“送来三批，大概一千件，真正能达到拍卖条件的只有几十件，大部分都是很容易分辨的假货、一般仿品，准高仿、高仿品都非常少。”值得注意的是，刘建业称，这些赝品的持有人都充满信心，说明书写得非常细致，“我感觉他们走入了一条歧路，鉴别力不高，刚进入市场，按图索骥，被假象所迷惑，还投资不少。”刘建业表示，根据他的经验和判断，现在艺术市场上每个品类的赝品都达到60%甚至以上，书画和瓷器更高，达到80%。

　　而拍卖品的真伪问题则影响到艺术品的成交和大众对拍卖行业诚信问题的认识。今年春拍，一直是拍卖市场“宠儿”的古书画板块，包括元代大家赵孟頫的《致宗元总管札》和明末清初大家陈洪绶《四时花鸟》册页两件优质作品在内的多件受关注作品遭遇流拍，当时业内专家认为，除了经济大环境不好、底价过高等原因之外，从去年一直争论到今年的《功甫帖》真伪之辩也打击了不少收藏家的信心，影响了古书画成交。而近现代书画市场也不容乐观，据报道，目前大拍小拍中频现身影的“齐白石”，其上拍量远远超过真品存世量，九成以上都是赝品。　　正规拍卖行虽力所能及地拒赝品于门外，但资源稀缺，新增的收藏人群渐多，一些公司就看准这股势头，为了营利，把关不严，令大量赝品通过他们的中介途径进入到市场，甚至有不少公司对送拍的东西不辨真假、来者不拒，靠收取手续费维持生存。

　　而买到赝品不维权，却想方设法把假货卖出去，“击鼓传花”似乎成了某种“行规”。对此，刘建业不无担忧地表示：“赝品无限制、大量地投入，投资者不断上当，经济受到损失，市场就枯萎了。”郭庆祥则表示，“正因为存在假拍、拍假、做局等原因，中国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和个人没有真正进入到艺术品市场。”

　　“保真”之惑

　　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 假鉴定家多过假画

　　虽然赝品泛滥让人担忧，但受访专家也无奈表示，拍品真伪问题就是一个“无解”问题。刘建业表示，“即便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也会有误判，拍卖公司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其鉴定水平不可能保证达到最高的水平。比如，就《功甫帖》真假来说，双方队伍都很权威，谁也说服不了谁，真假就没有定论、没法判断了。”王凤海也举例说，谢稚柳和徐邦达可谓是中国书画鉴定界两位鉴定大家，但1995年两人对拍卖市场上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作出了相反的判断。“鉴定考眼光、知识、经验，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百分之百作出判断。”他说。

　　因此，受访专家一致表示，中国《拍卖法》第61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则常常被诟病为“不要求保真”的“霸王条款”，实际上才是最公平的——欧洲有些国家就规定，拍卖公司保真就是欺诈。拍卖公司如果知假卖假，主观故意，需要谴责和打击，但如果是限于水平不够，则不可避免。

　　那要如何规范艺术市场呢?刘建业表示，自己有两个设想：“第一是建立权威性的、国家牵头组织的、既有法律性又有权威性的鉴定机构，解决民间收藏的问题;第二是培养一大批专职的、道德水平好的、鉴定水平高的鉴定师，建立鉴定师制度，这些人持证上岗，对民间收藏的东西进行鉴定。鉴定完以后，就具备法律效力，错了，他们要负责任。”

　　不过，这种建立在鉴定师之上的设想似乎有点理想化，郭庆祥并不赞同，“自从艺术品市场火了以后，某些鉴定家就为了一己私利丧失了道德底线，全身心投入到市场商业氛围中，没站在社会和学术的公共立场上去研究问题。我经常说一句话：现在的假鉴定家比假画还多。成立第三方鉴定机构，只要他们还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再成立第四、第五家都没用。”王凤海对此也不以为然，“现在证书满天飞，鉴定家让市场更乱。自古以来，文物都是列入文玩，愉悦身心，艺术市场始终是个小众行为，不属于国计民生，没有必要成立国家机构。而且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建多少个国家鉴定机构都没有用。该市场做还是由市场做，做到信用、服务、专业才是关键。”

　　他山之石 　德国为假佛像

　　修正拍卖案例

　　处于成熟期的西方拍卖市场，对正处于滥觞期的中国艺术市场，有何借鉴作用?就此，记者采访了苏富比艺术研究院客座讲师、英国ArtAsia艺术亚洲总监谭圆圆。谭圆圆带领的ArtAsia艺术亚洲的法律组受中国拍卖协会委托，就西方主要国家艺术拍卖法律法规以及拍卖行拍品瑕疵担保课题进行了两年多的调研，她向记者讲述的案例，值得中国业内反思。

　　记者：西方拍卖公司一般通过哪些渠道来征集拍品?会否出现赝品?

　　谭圆圆：英美的主要拍卖公司例如苏富比、佳士得已经有200多年经验，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和信息，一般征集渠道是直接邀请客户委托，也接受公众发邮件咨询估价和送拍请求。

　　以往国外大拍卖行的常规老客户征集渠道可靠，出现赝品的几率比较小。但如果市场阶段性出现某个品类或某个大师作品过热，供不应求，拍卖行不得不加大各个渠道征集力度时，就很容易会遇上为逐利而用以充数的赝品。

　　记者：拍品成功拍出，如果买受人能证明是赝品的话，与拍卖行会不会产生法律纠纷?

　　谭圆圆：买受人一般会通过专家鉴定辨认拍品真伪，通过法律方式维权。举一个例子，1994年加拿大某百万富翁从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以46.35万英镑竞拍获得两把“18世纪”格鲁吉亚的桃心花木椅。苏富比提供的拍品资料是这两把椅子是从1759年第四任伯恩伯爵的手里买到的。然而，1999年，经鉴定发现这两把木椅是赝品，制造日期是1990年。该事件发生后，苏富比承担了拍品保真责任，通知了保险公司向买方进行了赔偿，将拍卖款项尽数退还给买家，并试图冻结出售该木椅的卖方的财产，对其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损失。

　　记者：国内有专家表示，中国《拍卖法》中对拍卖人不要求“保真”的原则，有国际惯例的依据，是否如此?

　　谭圆圆：西方的各个国家法律体系不尽相同，在拍品瑕疵担保和免责问题上的原则和处理方法都不一样。举一个发生在德国拍卖场的例子：2013年德国联邦法院开庭审理了一桩涉及赝品的拍卖案例，拍品为一件中国隋代佛像。拍卖行图录就佛像进行的描述为“禅体坐佛，中国隋代，公元581至681年，起价3800欧元”。原告以2.0295万欧元的价格拍得该佛像后对其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该拍品为赝品。买方向拍卖行提出解除合同、退还价款等请求，经拒绝后向州法院提起诉讼。这家拍卖行在其拍卖条款中规定：买方无权向拍卖行就标的物瑕疵提出损害赔偿;拍卖行不就任何财产损失承担责任，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结果，德国联邦法院在被告上诉中判决认为，若拍卖行在其图录中将拍卖品描述为特定艺术时期的作品，而标的物经鉴定并非出自该艺术时期，而是近现代仿制品，拍卖行不得援引其免责条款。买受人由于该标的物为赝品而获得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受到拍卖行免责条款的限制。

　　随着《格式条款法》在德国的生效，联邦法院在2013 年通过“隋代佛像”一案对拍卖案例做出了修正与限制。根据联邦法院的最新判决，拍卖行原则上可以通过格式条款对拍卖品的瑕疵担保责任进行免除，但拍卖行不得在自己存在过失、违反了自身调查、检验等尽职义务的情况下，援引责任免除条款，规避对买受人的责任。拍卖行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将责任一概推卸给其委托人。这一新的判决涉及到拍卖行将拍卖品明确界定为某一特定年代的物品，而事实上并未履行其尽职义务鉴别出该拍卖品的真伪。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北京文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