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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文章”
张应中
“少小须勤学,文章天下行;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是幼时入学,家人在我书包上用丝线绣的一首诗。
那时的入学叫“启蒙”。这就是我的启蒙教育。尽管当时对诗的深义还无法了然,但这二十个字还是认识的。所以就知道,做 一个中国人,首先就要学会做“文章”,而且要做天下文章,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渐渐长大,“文章”两个字也跟着一起长大。七、八岁时,因为不爱说话,成天胡思乱想,就有人在我的背后议论说:“这孩子一肚子文章。”我又知道,文章原来可以放在肚子里,不一定写出来。
再长大,懂事了。对于“文章”的所说所闻,更是广泛复杂起来。什么“表面文章”、“虚假文章”、“帮闲文章”、 “奴才文章”、“狗屁文章””、“垃圾文章”之类,名目繁多,内容也并非要形成文字。大凡世间使心计,弄权术,想办法,出计谋,乃至捣鬼作怪,谋财害命,都可以称为“做文章”,或者用“做文章”来形容。
既然“文章”有这么大的包容性,又可以隐喻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人们对它才情有独钟,并结下没完没了的情结。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做文章,古时的科举制度,从乡试到殿试,只关心关起门来写文章,只要文章做得好,便可以中举,便可以升官。哪怕为官的本事一点也不行,只要表面文章做得好就行。几千年这样行将下来,以至于平民百姓,男女老少,也都个个学会了这一套,大家共同一起做起了表面文章和虚假文章。用讲假话,讲恭维话,做行世的法宝;不说真话,也不敢说真话,把真“文章”全搁在肚子里头。
张应中作品《火红的夜晚》
(布上油画 81cmx60cm 2000年)
从艺术上看,中国人最看重的也还是做文章。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画家不著书立说的。所以,中国画论,比任何中国绘画都高明,更玄乎。这一传统发展至今,便成为“作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作品的阐述”了。也已经成为中国人品评艺术作品的一种逻辑体系了。大家不妨想一想:从古至今,有哪一位中国画家,不是一边作画,一边还念念不忘作诗写文章的?前有题,后有跋,大块大块的文章把画面填得满满的,成为“密不通风”的一方天地;万一画面不够,也要留下几枚印章——印章是中国文章中最短的文章,但毕竟还是文章。
然而,即便是这样形成的书面“文章”,也还是“闲话" 和“隐语" 居多,真的“文章”, 也仍然搁在了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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